从建安文学浅析三国历史文化传承的方式

　　建安文学指中国东汉末期建安年间(196年-220年)及其前后撰写的各种文学作品，风格独特，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评价。下面小编给大家从建安文学浅析三国历史文化传承的方式。

　　随着东汉末期漫长的战乱与党锢，东汉盛行的清谈儒学也随之沉寂，直到建安年间，政局相对稳定，学者、文人逐渐聚集在各集团的领导者身边，文学得以复苏。在这之后，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与发展，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学风格，而这些风格一直贯穿着整个三国鼎立的时期，直至结束，所以后人统称之为三国文学(196-265)。

　　这段时间中战争和政治严重干涉了文学的发展，这使得三国文学前后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时期，一种是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名教的积极入世是的文学时期，一种是崇尚虚无、自然、无为而治的道家玄学的消极避世的文学时期。这两段时期的分水岭一般是以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文人曹植的辞世(232年)来区分的。而前一时期(196-232)中，建安年号持续时间最长，称之为“建安文学”，后一时期(232-265)中，正始年号持续时间最长，称之为“正始文学”。今天我们初步谈论的便是前一时期的文学，即“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的创建者是曹操，曹操出于对文学的喜爱和推崇，从196年移都许昌后，便“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广纳文人齐聚麾下。直到204年，曹操攻陷了邺城，便将之作为自己的文化政治中心，全国众多文人“悉集兹国”，集体进行创作，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由此而诞生了。在邺城，文人的高度集中“盖将百计”，超过了此前任何时期，直至唐以前，建安文学都是最庞大的文人创作集团，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之时”正是形容了建安文学这一旷古盛世。后人李白、杜甫、韩愈等都是建安文学的忠实拥趸。

　　“建安文学”中透露出的“古直”、“悲凉”、“慷慨”、“遒壮”的文学特征，都是其他时代不能比拟的。

　　由于曹操的长年征战，远离邺城，“建安文学”的实际领袖是曹丕和曹植，主要核心文人(不包括单纯士人、学者)有王粲、刘桢、阮瑀、陈琳、应玚、徐干、孔融、杨修、邯郸淳、繁钦、仲长统、左延年等(另有远离核心的文人有诸葛亮、秦宓、杨戏、张紘、戴良等不谈)。从196年孔融的加入，到208年标志性人物王粲的加入，终于完成了文人齐聚的“彬彬盛世”，这一盛况一直持续到220年 “建安文学”的领袖及主干相继辞世，它的文学格调也发生了一些转折，所以“建安文学”也被分割为(196-208)、(208-220)、(220-232)三个时期，而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分析如下：

　　第一阶段：208年以前，战争的频繁突发，让百姓悲苦难存，哀鸿遍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们也大多经历了汉末战乱，感受到了兵燹之灾，创作也多以战乱和忧患为主，尽显苍凉“梗慨之气”。建安文学中期.jpg例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蔡琰《悲愤诗》)，以及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描写的母死子弃的惨绝人寰的战争之苦，均是文人们以极其古朴悲凉的直抒胸臆的手法进行白描，让读者触景生情，不由“恨与泪俱下”，“喟然伤心肝”。当然，同期作品中，除了表现上述悲苦，也有表现出文人们期待稳定、忧国忧民的另一面，例如：“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孔融《六言诗》);“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王粲《登楼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出师表》)，以及刘桢的《遂志赋》等，都表现出文人们渴望和平，积极入世的思想。总体来说，这段时间的诗赋以沧桑离乱为主，也奠定了建安文学的古直、悲凉的文学基调。

　　第二阶段：208-220年，北方的相对稳定，战争逐渐的减少，邺下文人集团对战争之苦的描述也逐渐淡化，而描述安定祥和的文章诗赋增多。与此同时，曹植也登上了建安文学的舞台，由于出生高贵，也对战争的了解不深，他与曹丕带领着邺下文人集体创作诗赋时，极尽文采的描述着斗鸡走马，饮宴游乐的闲适生活。例如“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揪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曹植《名都篇》)(李白〈将进酒〉曾写“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清歌发妙曲，乐正奏笙竽” (曹丕《孟津诗》);“有卓尔之殊瑰，超诡异以邈绝”(吴•张紘《瑰林枕赋》)。基本上王、刘、应、徐等人都一起享受过这样的生活，而且都与二曹并写过很多同名诗赋，例如《公宴》、《七诗》、《出妇》等，都属于受命之作，所以词尽华丽，争齐斗艳。但是，各位文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对社会的忧思，且文学领袖曹操偶尔会带着他们经历战争，所以他们的作品的另一面也包含着比之前期更加深刻的悲哀和慷慨。而且曹操本人的文学创作，也走向了颠峰，他的诗赋悲凉而雄壮，凄厉而浑厚，展示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雄壮伟志和悲天悯人。曹植在此期的创作，多为慷慨激昂，渴望立挽狂澜，建功立业之作。这一时期，可谓悲凉与慷慨均发展到了极至。

　　先谈悲凉，“悲凉”的有“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曹操《苦寒行》);“出北园兮彷徨，望众墓兮成行”(曹丕《感离赋》);“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蔡琰《悲愤诗》);“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曹植《送应氏》)。众家的悲凉情调一致，但深浅不一。曹操、蔡琰均是战争的罹难者，心灵、肉体上都受到过沉重的打击，作品老道沉稳，满目创痍之痛，让人读之肝肠寸断。而曹植、曹丕并未受到战争之苦，表现的悲凉之气是作者一种心灵上强烈的震撼。所以单论悲凉之句的话，在下认为曹操、蔡琰当在二曹、七子之上了。

　　再说慷慨，“慷慨”的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龟虽寿》);“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曹操《短歌行》);“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王粲《从军诗》之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德祖书》);“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曹植《薤露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曹操的慷慨充满着政治家的沉雄老健，曹植的慷慨充满了才子胸襟气概，父子二人不同的着笔，各显文韬武略，相映成气。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更成了历代英雄慷慨救义时的口头语。

　　同时，在建安文人中，个人的社会观与价值观也不尽相同，对“立德、立功、立言”的选择不同，慷慨悲凉不同，体现在诗赋中的韵味也不尽相同。王粲与刘桢二人是把“立功”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文人不同士人，想做到高官是非常艰难的，除了王粲做到了侍中以外，其他单纯文人能做到重要职务的相当之少，这种想匡世救国的思想与显示的不得重用是非常矛盾且压抑的。在文章中，王粲《莺赋》与刘桢《杂诗》都表示了人生苦短，想建功立业却不得重用的苦闷。但后人在谈论建安文学的风气骨力中，王粲和刘桢均得到了一致赞许，认为他们亦“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可以说，若论及建安风骨，陈王以下，王粲、刘桢居之。另有应玚亦与王、刘等同，但稍次之。其他几位文人核心中，徐干选择了“立德”，他与世无争，专修德政，除了《西征赋》外，清恬雅适的性格也让他的文章作品充满着清绮。

　　陈琳可以说比较适应了邺下安定的生活，后期作品多与《公宴》等同。(附：阮瑀也是一位积极入世的文人，可惜在212年，就不幸去世，留给后人的作品极少了。至于另一位文人代表孔融，虽然他被曹丕列入了“建安七子”〈陈寿列建安六子无孔融〉，但他从未参与过任何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年龄也大过其他人最少20岁， 208年去世了，留下的作品慷慨之气甚少，清谈之味甚足。作品和思想都应属于东汉“清谈儒士”。)在217年全国性疾疫中，王与刘、应、徐、陈一时俱逝，而几年后，繁钦、杨修、曹操的相继去世，建安文学“盖将百计”的“彬彬盛世”也结束了。这一段时间，文人云集，作品众多，堪比唐宋，为后世慷慨、悲凉、遒壮的作品制订了全套的样本。这是一出不可多得的文学盛会。

　　第三阶段：220-232年，建安文学的参与者死伤殆尽，曹丕登上了帝位基本不参与文学创作，而仅存的曹植受到了空前的排挤，在死亡边缘挣扎徘徊。而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心理上的恐惧，创作上的孤独，反倒让曹植在文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前期的曹植可以说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慷慨激昂”那后期的创作不再如前期慷慨乐观，而是增添了无限忧思忧生之情， “情兼雅怨”经过这一时期的历练他，才真正做到了“卓尔不群”。后期的作品除了《责躬诗》、《七步诗》、《种葛篇》等等，在223年，曹植第一次被诏回洛阳时，在曹丕的要求下，作一篇类似挽文《洛神赋》，文采飞扬，而“情兼雅怨”，可谓登峰造极。而就在这次离京，与同时进京的兄弟曹彪告别，念起兄弟相会无期，黯然神伤之时作《赠白马王彪》，风骨华茂并显而深含着无限愁思，被后人公认为整个三国时期第一名篇，而曹植本人也被推上了历史的最高舞台。然而这位天才的诗人也是弱智的政治家，曹丕死后，曹植一直妄想着能建功立业、为国效力，其间的作品(类似《求自试表》)大多是写给曹睿的，透露着卑微与谦恭，可他不明白，曹睿是不可能用他的，于是在232年踌躇满志受诏来京却无功而返后，郁郁而终了。

　　伴随着曹植的去世，整个“建安文学”时期也而戛然而止。崇尚修齐治平盛世文学时期结束了，而崇尚无为而治的文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是后话。在接下来我们谈论三国群文化之前，还不得不提到曹丕的一篇名文《典论•论文》。这是一篇文章性专论，主要讲解的是“批评的态度”、“文章的差异”、“作家的气质”、“文学的功能”。文章“立德、立功、立言”中的“言”放到了文学的功能中专述，提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这一震撼性的言论，这在我们当今社会，“立德”“立功”都很渺茫的情况下，是相当值得我们思考的。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的三国群基本是以考试和争辩为主，对考题的熟知度和对正史的了解度决定了我们在三国群的地位，了解的细节越多，正史记得越详细，便越受尊重。正史排挤了演义，考题替代了文化。可能也与中国的应试教育有关吧，总之，我称现在的三国群文化为考试文化。可是，现实的应试教育带来了很多高分低能儿，三国群的考试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试想，如果当别人问及或若干年后回首：“学三国学了这么多年，你学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我们该怎么说?出题考问对方还是将我们知道的细节一一展示出来呢?

　　之前，曾经与一友人讨论过一个问题，我说，若论对《三国演义》的了解程度，不要说一些专家，可能就连罗贯中本人对演义的细节，怕是还没有他知道的那么详尽。当然，我现在提出来并非有什么质疑，我反倒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也很赞同刚来的新人们不断地通过比赛，增加自己对细节的了解，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了那些细微的枝节，才可能去对三国这段时期有更深层的了解。这些细节就如同我们新华字典里的字词，英文课本里的单词，只有背得多了，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应用它们，组织它们。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加以组织，它们依然不属于我们，我们可以暂时以我们知道这些细节来骄傲，但是有一天，别人知道的那天，我们又拿什么来展示呢?

　　很多人瞧不起易中天教授，觉得自己了解的比他深比他透，但是我是佩服他的。易老师推动了三国文化的发展，他有了自己的“经国之大业”，我们呢?难道继续凭我们自己比他多了解的那一小点知识造谣过市吗?

　　回到曹丕那句话上，当今社会，如何衡量“立德、立功、立言”?我们不能向颜回一样箪食瓢饮住陋室，也很难金戈铁马驰骋江湖完成雄伟目标，我们来到这，选择了文，就应该努力完成我们自己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如何让自己拥有经国大业呢?首先还是拿出勇气来，一步一步，写吧!《文心雕龙》式的文评也好，《三国志》式的史评也好，《梦回三国》式的科幻小说也好，《水煮三国》式的现代应用文也好，只要我们迈出了这一步，哪怕是一篇诗文，一首歌曲，我觉得都是我们最应该提倡和发扬的。（转载自学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