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食谱趣闻
为何唐宋时期中国人的食谱中猪肉很少出现?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和学习啦小编一起来看看唐宋时期的食谱趣闻吧，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唐宋时期的食谱趣闻：
自西晋灭亡以后，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经过300多年的战乱先一统于隋，又一统于唐。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虽然是汉人，但早已严重胡化。皇族如此，吃得起肉的贵族、官僚们也是如此。胡人自然更爱吃羊肉，正是在苏轼出生前的数百年间，猪肉逐渐没落。
学者王利华指出，在魏晋—隋唐时代的华北地区，猪的饲养仍较为普遍，但数量与两汉时期相比已明显下降，不成规模，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无法同日而语。《齐民要术》与《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中古文献中猪、豕、彘、豚的出现频率也远低于羊。学者黎虎更认为，羊肉在古代人民饮食生活中的比重，从汉代起大约已胜猪肉一筹。魏晋南北朝时期羊的总量已明显超过猪。
《宋会要辑稿》中的一则记载也很能说明问题。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宫廷御厨一年使用猪肉4131斤、羊肉43万多斤，猪肉仅是羊肉的一个零头。久居首都开封的苏轼更是在给弟弟苏澈的诗中说自己“十年京国厌肥羜”，羜即是小羊。
除了胡风的影响，猪肉还遭到了历代医学家的恶评：“凡肉有补，惟猪肉无补”，“猪为用最多，惟肉不宜多食，令人暴肥，盖虚肌所致也”，“猪肉能闭血脉、弱筋骨、虚人肌、不可久食”。孙思邈更是指出：“凡猪肉久食，令人少子精，发宿病。豚肉久食，令人遍体筋肉碎痛乏气。”对此，苏轼的回答是“我不相信”。苏轼的朋友吕希哲记下了这样一件事：一天，苏轼向朋友们赞叹猪肉的美味，他的朋友范祖禹说：“吃猪肉引发风病怎么办?”苏轼马上说：“范祖禹诬告猪肉。”
苏轼对猪肉的喜爱溢于言表，他甚至将自己的学问比作猪肉。在一封信中，苏轼将朋友陈襄对佛学的造诣比作龙肉，而把自己的平生所学比作猪肉，并表示“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大意为猪和龙当然是有差距的，陈襄整天说龙肉，不如我吃猪肉既美味又管饱。
事实上，一直到清代，糖仍然不是生活必需品，“开门七件事”中并没有糖。让我们重温一下清人的这首小诗：“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能兼通“书画琴棋诗酒花”和“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正是苏轼的一个可贵之处吗?而东坡肉的流行也正可以归因为这道文人菜的雅俗共赏吧。
《宋会要辑稿》简介：
《宋会要辑稿》是清嘉庆年间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会要》之文。徐松(1781-1848)，字星伯，清代著名地理学家。著有《西域水道记》12卷，《〈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清嘉庆中上编《全唐文》，徐松入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借《全唐文》之名，从《大典》中辑出《宋会要》500卷，为保存宋代原始文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会要辑稿》全书366卷，分为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内容丰富、卷帙浩大，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但是，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刘琳表示，这部书也是中国最难整理的古籍之一。其抄稿之断裂、散乱、重复、错简比比而然，其文字之讹、脱、衍、倒满篇皆是。现在，经过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专家历经数十年点校整理，可供学界予以研究利用。
20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台湾地区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由川大古籍所负责校点，出了一部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点校本。2009年，川大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由川大古籍所以上述电子版为基础，进行增订改造，精校、精点、精加工，以期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电子版《宋会要辑稿》约有校记近1.5万条，而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则达到3.3万余条，对原来的校记也作了很多增删改写。
《宋会要辑稿》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学人校点，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专家审稿，历时8年编纂、16册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宋会要辑稿》是宋代三大资料宝库之一
校点本《宋会要辑稿》，是《巴蜀全书》现有成果中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之一。它是宋代各类史料分类纂集，由清代学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会要"中辑录而成，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礼乐、教育、选举、科技以及其他历史文化信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说，《宋会要辑稿》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构成三大宋代资料宝库。《宋会要辑稿》内容丰富、卷帙浩大，但因错误繁多，使得宋史研究者对它又爱又恨。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王云海先生为首，国内主要宋史研究者就曾酝酿重新整理《宋会要辑稿》，甚至都印出了整理方案和样稿，但未能展开。
本世纪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对《宋会要辑稿》进行初步校点，形成了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后来在《巴蜀全书》工程推动下，形成了现在的1400余万字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
校点本树立了三大标杆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刘琳介绍，本次校点特别注重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纠正年月日错误。《宋会要辑稿》在辑录、转抄的过程中，年月日的错乱极其严重，专家们将纠正年月日的错误作为校勘的重点之一，全书共改正年月日的错误2800余条(处)。第二，鉴别非"会要"之文。专家们通过纪日表述方式、记事的体裁与风格、所记的时代与地域，以及其他抄录他书的痕迹进行辨别。第三，移正错简之处。专家们发现并移正的错简的地方有59处，少的地方有10余字，多的有3000余字，总字数达3万余字。第四，勘正错误的行款。《宋会要辑稿》中的行款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条不当，正文、注文互混，标题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认为，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与出版树立了三个标杆。第一，参与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编纂的专家们，严格校勘，一丝不苟，为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树立了标杆。第二，参与的专家们不仅从事文本校对，而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为宋史研究，尤其是宋代典章制度史研究树立了标杆。第三，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完成，为如何开展国家资助的重大项目、如何打造精品，树立了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