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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为何没选儿子做继承人

时间: 鸿宇2 文明透析

  袁世凯临死为何没有选择儿子做继承人?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和学习啦小编一起来看看袁世凯为何没选儿子做继承人吧,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袁世凯为何没选儿子做继承人:

  袁世凯临死前说出了“约法”二字,虽然没来得及讲清楚到底是“临时约法”还是“民三约法”,但从尔后他对“金匮石屋”的认同上来看,所指系“民三约法”无疑。

  所谓“石屋”是一座以云南白石筑成的小房子,建于中南海万字廊内,“金匮”则是一只外面镀了金的保险箱。“民三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只能由现任总统推荐,其名册就藏于“石屋”的“金匮”之中。

  “金匮石屋”的钥匙共有三把,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三把钥匙中至少有两把进行配合,也能开门启匮。平时如果不是用于选举,或得到大总统特许,谁也看不到那本神秘的的名册。自然,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本人是个例外,他只要想看随时能够取出来看。

  袁世凯一死,众人遵嘱打开“金匮石屋”,拿出了名册。关于名册上的名单,据说袁世凯曾做过多次改动,最后一次是把袁克定给划掉了。这说明在帝制撤销后,袁世凯的脑子并不糊涂,他知道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若仍把袁克定作为继承人,不但不可能得到群臣们的拥护,反而还可能害了儿子的性命。

  老袁一辈子说了很多谎话,但他临终前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说要让黎元洪做总统,看来是真话——名册上写着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居于第一。

  即便没有名册,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在继任总统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除了“临时约法”和“民三约法”所提供的法律依据外,由于黎元洪被认为是一个与南方有一定关系的人,所以他还得到了南方的拥戴和支持。早在护国军要求袁世凯退位时,“以黎代袁”的主张在南方就颇盛行。

  徐世昌、段祺瑞等人随后在中南海春耦斋内开会,讨论究竟由谁出任总统。徐世昌明确表示:“最好是请黎副总统出来。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黎副总统的声望有助于推动南北统一等问题,他做总统比较合适。”

  段祺瑞起先默不作声,思考了几分钟后才说,既然“相国这样说,就这样办吧!”

  徐世昌、段祺瑞也是袁世凯指定的“法定”候选人,他们退出竞争,是因为各有各的顾虑。徐世昌资格最老,但他不是军人,和虽是军人出身,手中却无一兵一卒的黎元洪境遇相仿,而且南北支持他的人都不多,因此在竞争力方面,他尚不及得到南方支持的黎元洪。

  三人之中,竞争力最强的其实是段祺瑞。袁世凯死后,军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段祺瑞手中,而且他的学生、同僚和旧部遍布军政界——令段祺瑞自己都感到得意的是,当时全国的督军、师、旅长,半数以上皆为其门生故吏。

  在重建共和方面,三个候选人应该说都无可挑剔,但段祺瑞又更为引人注目:作为清廷大吏,毅然发出共和通电,“一造共和”;作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敢于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二造共和”。

  无论自身拥有的实力还是社会舆论的接受程度,段祺瑞要挤掉黎元洪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也不是真的不想继承老袁的衣钵,犹豫的那几分钟已足以说明问题。

  袁世凯的处世之道:

  这里讲述的袁世凯,不在于结束帝制、走向共和的乱世枭雄,不在于复辟帝制,而是重点展现“家庭中的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家庭”——一个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袁世凯,一个孝子,一个有十位夫人的男人,一个有三十二个子女的父亲。

  一个人和一个国家

  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降生在河南项城的袁寨。袁世凯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从淮南寄书信到家,向家人报告以重兵攻下了捻军重要根据地临淮,捻军各部溃退,族人都说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闻讯大喜过望,因此为儿子取名为“凯”,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的排行,命名为“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袁世凯的得名即与征战行伍有关,真是人有善愿,天必从之,诚有其名则必有其实,“世凯”二字似乎也在昭示着这个新生男儿一生的戎马生涯,征战疆场,一世的凯旋得胜,名扬天下。

  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直到七岁时,养父袁保庆去山东做道员,袁世凯随其去了山东。童年的记忆都在袁寨,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童年的成长经历、环境和家庭背景因素毫无疑问对个体心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五岁时,被人抱上炮楼观战竟面无惧色。袁世凯从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种对命运的不安全感、一种家园的不安定感,不确定性和无助感,向往强势强权保家护家的和平和安宁。幼年的记忆和经历让袁世凯在少年述志时即写下豪迈的诗句:“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后来在1882年二十二岁时,他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负责前敌营务处,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1883年,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扎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经过在朝鲜十二年的历练,经过甲午战争的大国弱兵的教训,袁世凯坚信“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

  袁世凯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甲寅年(1914),袁世凯已经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这个自题或许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或许是他对倥偬岁月的感慨。自题中没有落款署名,但是左上角有“大总统印”。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怀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众人按文东武西的排列,向他行三鞠躬礼。袁世凯用河南口音发表如下演说:“大位在身,永无息肩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惕厉之地位,决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鲜有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难期发达,予为救国救民计,牺牲子孙,亦不敢避。”难道袁世凯已经预测到他的登基对于“子孙鲜有善果”,是一种悔意吗?还是对于子孙的叮嘱:远离政治,切莫步他后尘?

  次子袁克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先公天生睿智,志略雄伟。握政者三十年,武备肃而文化昌。乃以一忽之失,误于奸宄,大业未竟,抱恨以殁。悲夫,痛哉!”

  一个男人和十位夫人

  袁世凯从小似乎特别受到女人的宠爱和青睐。袁世凯出生后生母刘民奶水不足,刚巧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生子夭折,而牛氏的奶水十分充足,所以袁世凯就由她哺乳,五岁时正式过继给袁保庆为子,得到了嗣母牛氏的溺爱。袁世凯既刁顽又聪敏,还能摆平牛氏与姨太太王氏之间的争风吃醋,所以无论是生母刘氏、嗣母牛氏或是庶母王氏、陈氏都喜爱他。

  几乎所有关于袁世凯的书都说袁世凯是一个大孝子。“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人尽孝是“父母在,不远游”,而袁世凯大丈夫远游四方,把母亲接到身边侍奉嘘寒问暖就是孝。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于1891年12月26日接到嗣母牛氏病死的消息,立即请开差缺,回家以尽孝道。而在1892年5月返朝鲜继续任职时,他把生母刘氏接到朝鲜一直奉养到1894年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才派人将生母送回国内。1899年底,清朝廷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他又将生母接到济南奉养。两年后,生母病故,袁世凯很悲痛,请求朝廷开缺,准许回老家守一年之丧。

  袁世凯在生活上受到抨击最多的是他娶了十位夫人。 在袁世凯看来,或者在所有封建男人看来,有作为有本事的男人才三妻四妾,妻妾们相互之间争风吃醋是不应该的。光绪二年(1876)袁世凯十七岁时完成了人生两件大事:秋天在老家河南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年底,在老家河南成婚。以后陆续纳了九位如夫人,生了三十二位子女,上演了多少人间恩怨情仇的故事。

  在袁世凯的大家庭中,元配妻子于氏已经是位同虚设,实际上是大夫人沈氏和五夫人杨氏参与家庭的管理。袁世凯在结婚的最初几年不顺,乡试落第,进京报捐功名不成,并且受到于氏以及家人的奚落,作为大男人的自尊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袁世凯对于氏也没有太多的感情寄托,可是“母以子贵”,于氏在1878年生下长子袁克定,长房长子的地位不可动摇。

  大夫人沈氏是袁世凯发迹前的红颜知己,沈氏不希望袁世凯整日沉湎于温柔乡而乐不思蜀,她期待袁世凯成为敢作敢为能担当的大丈夫。后来袁世凯离开沈氏投奔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他的建功立业之路。沈氏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等待袁世凯的功成名就。袁世凯对沈氏也是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等到他在朝鲜站稳了脚,立即就把沈氏接到朝鲜,以大太太的身份出席社交场所,还把二子袁克文过继给她作嗣子。

  五夫人杨氏,天津宜兴埠人,从小跟随父亲做生意,不仅心灵手巧,更因有通达见识和管理本事,深得袁世凯的宠爱。她既照顾袁世凯的日常起居,也替袁世凯管人和管家。

  大夫人和五夫人实际上是“半个主子”,如果说大夫人沈氏是“慧眼识英雄”,那么五夫人杨氏的治家亦是袁世凯大家庭所需的才能。袁世凯不仅让五夫人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整个袁府,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如夫人们,都得服从她的管制。袁世凯在众如夫人们面前,还制定了这样一个“治内”规定,当然也包括管理这些如夫人在内,这就是:后进门的如夫人一般要服从先进门的如夫人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先进门的如夫人随时指点。大夫人对二、三、四如夫人进行管教,五夫人对六,八、九如夫人进行管教。1913年,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身份,入住中南海,妻妾子女也一同迁入。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仍然多由他最喜欢的大夫人和五夫人服侍。

  一个父亲和三十二个儿女

  袁世凯一生共有三十二个子女,其中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袁世凯的儿女基本上是由各房的如夫人亲自管教,袁世凯常常是点到为止,制定一些家规家训,但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并投入了很大的财力。

  在袁家的父子关系中,父亲同样是统治者。在“慈母严父”的角色中,对儿子的控制和压力更直接地来自于父亲:对男孩子,袁世凯很严厉,但对女儿,却很娇惯。七子袁克齐曾这样回忆:“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是认真的,请了各科老师来教育我们。先请任课老师吃饭,饭后交戒尺(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木板)一个,并说,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就用此尺打他们手心,不要宽纵。”还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材的想法,所以袁世凯对儿子们有时候动用家法,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即使是已经结婚成家的儿子,也不能免于他的责打。

  袁世凯在山东任巡抚期间,一直将长子袁克定留在身边管教,同时也没有忘记对其他子女的教育。在济南,他给只有十岁的次子袁克文写信,为其开列非常详细的“立身课程”:“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贪恋衾绸。习字:早餐后习字五百,行楷各半。读经:刚日读经,一书未完,勿易他书……”还有其他读史、作文、静坐、慎言、运动、省身、写日记等等, 成为教育其他孩子的范本。

  后来袁世凯全家入驻中南海,他为子女们聘请的家庭教师,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南开大学之父严修(1860年4月12日至1929年3月15日,字范孙,清光绪朝进士)。袁世凯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对严修也是言听计从,相继送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入天津新学书院读书,选择老师乃至安排课程,都是严修亲自过问。严修要求袁家兄弟每天“温、读、写、看”,为他们的课业去与袁世凯谈了好几次。可见严修这个“家庭教师”的确尽心尽力、毫不松懈。

  袁世凯不仅要求孩子们熟读四书五经,遵守儒家伦理纲常,对于儿子们更加要求的是中西璧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的课程里也开设了数学、物理等等“西艺”课和外语课。长子袁克定曾到德国留学,他的德文、英文和日文都很好,袁世凯送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一起跟随严修出游欧洲各国。所以,袁家的几个出洋求学的公子们大概也属于中国第二代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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