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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历史介绍(3)

时间: 翠梅2 欧洲历史

  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内改良,也就是改革,主要是在计划体制内部植入市场因素。具体就是,分散决策、改变信息传递机制、改变激励手段,以提高经济绩效等。计划经济体制的成立涉及三个条件:计划、单一所有制和单一意识形态信念。这三个条件同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制度环境相去甚远,由于市场机制内在的张力和计划体制的外在约束,边际上的改良走到了尽头,转轨就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回顾苏联历史,可以发现,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变迁出现时,经济发展就会取得明显的成效。当计划经济体制的外壳难以容纳生产力发展时,计划经济体制就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在相关域的内部累积性影响和外部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作为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丧失了制度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能力。

  纵观苏联的改革过程,按照其施政方针的内涵,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一种对工业化完成后的苏联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企图,这种调整以提高经济发展绩效为目标诉求,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作为手段,以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和管理结构的调整为其表现形式,属于对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进行调整实践的组成部分。同一时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践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具体表现为通胀与停滞并存,一些国家社会动荡,但是经过了20多年的调整,欧美各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而苏联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趋势,思想和实践上的努力无果而终,计划经济的潜力耗尽,国家解体。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实际是一种有别于原生现代化的外源性现代化过程,但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异于真正的现代化概念,把现代化的实现手段的工业化作为了目的,将目标和手段混为一谈,远离了真正的现代化理念,如社会的世俗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在后工业化社会的门前,苏联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转型,或者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潜力的耗尽,改革走向转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继续它的后工业化转型,目的是缩短同先进国家的差距乃至赶上并超过之。在这个意义上,前苏联和俄罗斯转轨时期的危机是结构扭曲的现代化危机。1990年代,这种危机一直羁绊着俄罗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俄罗斯转轨时期的经济危机并不是转轨的产物,而实际是前苏联生产下降和社会秩序紊乱结果的继续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面对危机,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弥漫着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加速战略的无果而终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等举措,从制定“500天计划”到“休克疗法”的实施,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俄罗斯独立后,俄罗斯新的执政阶层在政策取向上一直受制于国内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危机的持续侵蚀着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给政治反对派以口实,进而影响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政权的不稳定和政治环境的波动又妨碍着经济的稳定,牵制了政府在反危机行动的有效进行,尤其是在1996年总统选举前表现的最为明显。

  一般说来,一项政策或制度安排目标取向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等。叶利钦时代的制度建构的政策取向更多的以政治为出发点,没有以效率或公平为其价值取向,要知道,效率和公平对执政集团政权合法性的支持力度更强。深陷危机的经济与有失公正的转轨战略,导致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但转轨能够持续下去,政权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那是因为民众不希望回到前苏联体制,而在既有的宪政体系内没有更好的选择。

  叶利钦的爆炸式转轨方式背后反映出的是急于求成和浪漫主义的心态。整个一个叶利钦时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断调整的过程,由于受到国内和国际各种因素的制约,政府的政策总是在反危机和推进改革之间游移不定,根本原因在于严格的政治约束,受制于总统和议会之间的争执,实际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观点的分歧。当然,不同发展战略反映着不同价值取向和国家发展目标的不同。直到普里马科夫时期和斯捷帕申时期,关于国家发展的问题才开始提上日程,这时俄罗斯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政府已经开始有精力考虑国家发展的问题。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过程,追赶型发展要求国家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主要方向,这就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协调各个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没有相对集权,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作为政治域中心参与人的政府缺乏足够的行为能力,政治域的稳定的博弈均衡结果——国家也就不会出现,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也就无从谈起。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建立民主制,势必造成社会分化和纷争不已的局面,很可能连正常的经济发展环境也无法形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就说明了这一点。但这是俄罗斯新一轮追赶历程的准备阶段,它为普京时代构建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尽管有些粗糙,有些扭曲,但基本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普京通过调整制度演进博弈进行的外生规则,促成新的有效率的博弈均衡,形成新的共有信念系统。自从普京执政以来,为了实现强国目标,开始了向相对集权的回归。他整肃地方,打击寡头,控制舆论,组建政权党,加强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掌控。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加强中央集权,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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