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历史介绍(2)

　　以满足王朝政治野心为出发点，国家制定的赶超战略导致经济发展的赶超模式，也就是采取集中的统制型经济发展模式。于是，宪政体制的不规范和经济领域的高度垄断的相互作用使得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重重，最终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十月革命胜利后，当时的俄罗斯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政权的生存和国家的现代化。对落后国家的跨越发展问题，马恩经济作家早就有过这方面的阐述。如果说“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应该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和对“资本主义先进成果”的引进，加速实现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先进成就，同时缩短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阶段的过程。具体到俄罗斯，也就是在公社集体主义传统的制度背景下，进行制度引进和制度创新，重视制度演进的共时性关联和历时性关联，创造出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均衡的稳态，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追赶的实现。

　　世界经济史中，苏联第一次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发展状况还处于一个“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的阶段。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作了一个总结，承认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还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因而俄国不能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但列宁认为，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前提要由资本主义来完成的历史使命，但在俄罗斯所面临的特殊形势下，这一历史使命也可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来完成。由此可见，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或俄罗斯实践过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只是它产生的那个落后社会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这种“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可被看作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化实践，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现代化是现实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因素则赋予这种现代化进程以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原来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苏俄政府吸取帝俄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将政府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内外部条件的作用下，苏联在实施追赶型发展的方式选择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了苏联工业化的制度保障。

　　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马上形成的，苏联政府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摸索。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立即进行“剥夺剥夺者”的工作。首先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在1917～1918年先后两次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废除了其他一切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土地国有制。接着，进行大工业、银行、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国有化。首先收归国有的是银行，1917年11月20日接管了国家银行，不久又没收了私人股份银行。大工业的国有化分为两个步骤，1917年11月～1918年6月是按照个别企业单独进行国有化，1918年6～12月转为大规模地、按部门按行业进行国有化。与此同时，对运输业和对外贸易也实行了国有化。

　　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俄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按照战时体制改组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生活。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国家对粮食、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实行垄断和配给制;国有化范围从大企业扩展到中小企业;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商品货币关系受到极大的限制，各方面的经济关系逐渐实物化。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这些问题开始威胁到了政权的稳定，喀朗施塔得事件敲响了警钟。

　　1921年10月14日和17日，列宁在两次演讲中指出：“由于这样一些或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做法，乃是“犯了错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走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过渡的道路，而必须走经过商品货币关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迂回道路。“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来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基本原则有三：(1)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农民纳税后剩余的粮食、原料和饲料，可以自由支配。城乡经济周转成为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农民小商品经济结合的途径。结合的形式最初曾设想为商品交换，后来实践把它确定为商品买卖。商业成为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2)利用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形式把它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3)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改善经营管理，以保证社会主义通过市场同资本主义展开“竞赛”，并逐步地排挤它，战胜它，最后获得完全胜利。从上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杠杆来发展经济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外部政治和军事压力，以及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发展危机所提供的一个负面参照系，推动了苏联的经济体制进一步演变，来到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门槛前。于是，在国际政治域的压力和国际经济域的夹击下，苏联政府不仅有实施这种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动力和需要，也有实施这个战略的有利条件，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苏联引进技术和装备提供了有利的买方市场。并且，农村的普遍中农化，国家在农产品交易域中面对的交易主体过多(小农的汪洋大海)，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工业化所需的来自农业剩余的交易成本过高，政府最终在农业产品生产域中实行了集体化。而这种制度安排正是嵌入在社会交换域的集体主义传统之中，并最终形成了这种模式。

　　从理论上推演，苏联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追赶型发展，这不是一种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自发演化的结果。其主要特点就是通过政治革命，先把国民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权力转移到国家的手中，形成独立自主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由于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开创了与以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根本不同的先例，因此，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制度创新。由于这些新发展模式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危机的年代形成的，这一类型的所有制形式、经济组织与机制、政治结构诸多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型具有鲜明的对立性。

　　在上个世纪中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动员国内资源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体制缺失的情况下，由计划统一调配物资不仅可节约成本而且提高了效率，使苏联在工业化之初短短两个五年计划内就跑完了与西方先进国家相差的50～100年的距离，不仅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而且有效地保护了社会主义事业免受外敌侵犯。

　　反法西斯的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效性的共有信念，二战期间形成的经济军事化格局在战后继续保持;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封闭性又阻断了对现存制度安排的外部冲击，在“两个平行市场”理论指导下苏联对外经济活动基本限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当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改变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具有的高度的自反馈增强机制，排斥一种新的机制的产生。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域、不发达的经济交换域和类政府机构模式的组织场相互关联和互补，形成了一个高度稳定和自我强化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对外部和内部条件的变化难以做出相应的积极调整。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创新逐渐僵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

　　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 　　这个过程可以分为改革阶段和转轨阶段。在1950年代以后，经历了成功的工业化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后，苏联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开始出现，科技进步缓慢，经济活力不足，效益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特别是1970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之后，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和弊端便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分工的深化，集中的管理模式开始不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状况，整体的经济绩效逐渐下降，计划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减，计划经济体制内的改良就有了内在要求。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进行的农业政策调整和工业建筑业改组，就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局部改良的一种尝试，但作为一种对计划经济整体性制度安排的一种局部调整，由于缺乏对相关域的共时关联和历时关联的考虑，成效并不显著，甚至产生了混乱。但是，赫鲁晓夫支持下的“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拉开了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为苏联进一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柯西金主持并推出了“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改革，通称“新经济体制”，正是这种理论的政策实践。主要内容为完善计划工作，改进工业管理，加强经济刺激。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率一度明显加快。可以认为这是苏联想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开始了一个完善现代化或后工业化转型的进程，只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完善和改革，没有突破原有模式，加之后来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使改革就此止步，苏联经济进入了停滞和衰退时期。

　　1985年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苏共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苏共新的战略方针：“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简称“加速战略”。这一战略的最初目标是以科技进步实现经济集约化，加快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更看重政治方面的改革。他曾说过，加速战略是“既指物质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革命措施，而“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改革中也是如此，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政治性措施，是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的广泛民主化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