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改革史话—对特权政治宣战(2)
制衡是一种防止人们犯错误的重要手段，以保护社会大众的权益。制衡作用对象，必须包括普通社会成员——平头老百姓、和掌控权力的统治集团两个方面，不可有所偏废。但大家知道，在任何历史阶段，最困难的不是前者，而是称为“权力制衡”的后者。如果缺乏对掌权者有效的“权力制衡”，一切立意美好的“礼”，不可避免为统治集团滥用权力所破坏、扭曲，以至反其意而用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兴起，就是由民选上台的国社党希特勒，排除了国会的制衡阻力以后变得一路顺风。今天世界上许多徒有民主美名，而无民主之实的政权，要害多在于没有建成一个真正有效的针对统治集团的制衡机制。
“权力制衡”是要造成一种社会力量，可对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说“不”，并经由一定程序行使权力加以制止。这种有条件的制止功能，目的在于防止政府犯重大错误，保护社会大众的权益。
新宪法经各州批准后，华盛顿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并于四年后再度当选连任。八年间华盛顿领导联邦政府奠定了新政制雏形，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都有很好成绩，并确立了一些必要的先例。当时宪法没有总统任期制，华盛顿决定不再寻求第三次连任，还严正拒绝过一些人包括军人劝进拥立为君主。在举世盛行君主制之际，被敬为国父的华盛顿的二任引退行动为美国民主政治树立了可贵的榜样。照诸中国儒家术语，华盛顿就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世之“义人”了。
美国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体制，但历史条件决定了这种体制的局限性，主导美国政治的开国元勋、实力人物，包括华盛顿在内，毕竟是有财有势的有产阶级代表，他们向英皇力争的民主，首重的当然是自己阶级的民主。因为存在阶级矛盾，当政者要警惕人民起来反抗斗争，引起“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所以宪法只给予人们有限的权利。一切民主权利当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自由选举(选举和被选举)权利，那时只限于具备相当财产条件和教育程度的白人男子享有。例如在新泽西和马里兰，州参议员候选人必须拥有一千英镑的财产，而南卡罗莱纳则为二千英镑。对于无权的广大民众，包括以劳动者为主的穷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土著印第安人、有色人种移民以及处于非人悲惨境地的黑奴，那“有产阶级民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岂不相当于“有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国共和政体背后，存在着回归专制特权政治的逆向暗流，在新政权蜜月期过后，总要顽强的突显出来，考验这个先进政体的生命力。
美国开国四十多年后，即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就职时刻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相当黑暗的时代。
有产阶级民主，是隐含专制恶质的不健全的民主，关键在于选举权向少数有财有势的人群倾斜，制衡手段有章难循，统治阶层还是逃不脱以权谋利、追求特权的必然腐化趋势。其时官场寡廉鲜耻、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许多国会议员以手中的神圣立法权力作交易，以制订偏袒性的法律或其他方式换取受益的私人公司的金钱报酬，甚至詹姆斯.门罗总统也以改变政府法令换取贿金五千美元。此时政府官员多出自“名门贵胄”，由于没有任期规定，形成了变相终身制，建国以来，已渐老化，许多人或腐化堕落，或昏聩庸碌，当官作老爷，不复为人民服务。而党派政治的畸形发展，个别大党形同党阀，颐指气使，垄断议员提名，是对美国人民本来就有限的选举权明目张胆的篡夺，国家政治渐为一小撮反民主倾向的政客所把持。
政治倒退和腐败的结果，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说，“这两年来，联邦每一部分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完全破产了，群众遭受极度贫困;对政府普遍不满;这种不满还没有集中到某一确定的方向，而正准备抓住任何事件作机会在到处寻找领导人……… ”
当时正是人民积蓄力量迎接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化高潮到来作艰苦斗争的时代。美国人民毕竟知道运用选举权利来选择领导人。农民、工人、社会底层贫苦百姓以及中小业主们纷纷行动，争选举权，要民主、要自由、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浪潮，迫使许多州降低了选民财产条件等限制，更多白人男子获得了投票参政机会，乃使一八二四至一八二八年间美国选民人数增加到了三倍。
贵族政客们吃惊了，纽约州的肯特就在制宪代表大会上叫喊，“普遍的选举权正在危害着财产权，并且成为穷鬼和浪子们左右富户豪门的法宝。政府各部门应由那些对自己所行使的权力的性质和重要性分毫不知的人来主宰吗?”显然，正如学者施莱辛格指出，“一旦阻碍选举权的堤坝为平等的潮流所冲垮，那么，联邦政府控制权的牛耳，也就不可能长期由旧时人物来执掌了。”一八二八年，美国选民以空前的政治热情，推举了代表正在兴起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杰出民主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为第七任总统。
杰克逊执政两届凡八年，坚定地贯彻了一系列决壅除弊、励精图治的改革计划。首先是对政府官员整顿以清算官僚主义，把一切从事非法勾当的人，以及那些出于政治考虑或违背人民意愿而任命的人和所有无能之辈加以撤除。期间清出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杰克逊称那些盗窃国家资财的坏官为“老鼠”、“硕鼠”，同时坚持留用贤官，并不拘一格地起用新人。据统计全部官员中被撤换了约百分之十。
杰克逊知道，一场改革光靠撤换是不够的，必须从原则性出发建立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实行官位轮换，才能使民主自由永存。总统在一八二九年十二月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有力地表达了他与人民灵犀相通的改革思想，发出了响遏行云的改革动员令。咨文分析了旧习铁饭碗式官僚体制的流弊，批驳了所谓普通人没有执政能力的陈腐谬说，阐述了官职的本质及其与人民的关系，论证了改革的可能性和正义性。
他指出，“国家官职的设立，只是为了有益于人民，任何人没有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做官的天生权利。官职不是为了支持特权人物，牺牲大众利益而创立的。所以官位私下授受或连续无限期任职都是错误的…… 人民若认为贪官取代了清官，应有投诉不公的权利。被撤下来的人须和千百万从未握过权柄的人们一样寻求谋生之道。有目的的制衡，会摧毁现在十分普遍的当官发财思想。尽管可能产生个人的苦恼，但是通过基于共和信条的轮换制度，将使我们的体制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是一份“为官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宣言。杰克逊的主张，不啻对特权政治宣战，表达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广大民众的心声。由此推动的一场联邦政治改革，打破了国家机器中贵族政客垄断官位的狭隘关门主义，从此政府“选贤举能”的大门向普通人民敞开了，使国家政治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