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历史有关的书籍推荐(3)

　　1、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全九册

　　(中华书局 1983年)

　　一般人只知道邓之诚是个大玩家，其《骨董琐记全编》口碑上佳，个人意见，比起现在很火的王世襄先生之《锦灰堆》(二堆、三堆)，邓著没那么花哨，但信息量则过之。邓之诚还曾主编大部头的《清诗记事》，钱钟书在背地里很是看不起这套书，但他自己又不肯动手去做，也就是个“风凉话专家”。

　　真正足以让邓之诚赢得我们尊敬的，不一定是上面两种著述，而是我要推荐的这套《中华二千年史》。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取材基本来自正史，但并不迂阔。我一直以为，现在不少人对正史存在偏见，一说正史就是“官家贩卖”，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正史中《晋书》以前的史书均为私家撰述，而其蕴藏的史料矿脉也极丰富，虽然政治史记载较多，但用“帝王将相之家谱”来形容，并不厚道。发明这个词的梁任公，晚年也有反省，曾专门撰文论述正史的史料价值。

　　邓之诚是个极高明的剪刀手(并非贬义)，在通读并熟读正史、政书、杂史以后，他大刀阔斧地砍斫出传统史学视野中的中国通史，晓畅明白，风樯阵马。在杂著中，他引用最多的是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其时赵著并未成为学界热门，邓的取材眼光确有过人之处。那么，此书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如其自述“近人著述，耳目所接，未遑甄录”，大量优秀的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邓之诚没有吸收运用，此书中的一些史实、史论难免有不妥之处，就象一台没有及时更新杀毒软件的电脑。但总之，这是一部堂堂正正的中国通史，建国后有位“名家”编高校历史教材，基本材料就是从此书中直接扒拉。也许该“名家”认为，通读正史太费“马达”，邓著可以充当精华版来帮助省力。“正史的精华版”，多半不是邓之诚著此书的初衷，但我们不妨这么来使用它。

　　1、钱穆：《国史大纲》(上、下)

　　(商务印书馆 2002年)

　　推荐钱穆需要勇气，他现在已经被历史愤青妖魔化，成为“保守”、“迂腐”、“落后”的代言人。在我看来，钱穆也许“保守”，但并不“落后”。相反，尤其在我们身处的信念失落、邪气出没之时代，他的“温情与敬意”史观，即使不能救世，至少也是一贴慰世千金方。

　　先读《国史大纲》中《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的几段：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钱穆此书，基本就是在上述原则下展开，虽偶有为中国历史之罪恶开脱的地方，但总体仍算公允、温和、宽容。

　　此书的《引论》非常重要，几乎是钱穆毕生史学浸淫的精华，而其间埋伏的大历史观，更早于黄仁宇(黄仁宇先生的书籍在荐书堂的16本历史类书籍中有过推荐)数十年。

　　全书取材也多来自正史，遗憾的是不注出处。重视史论是此书一大特色，并且建立在考据之上而非泛谈或空想。比如论东汉末年的察举制度造成士族重“美德”之风尚，实际多沦为伪善，就相当精辟。(这也是提前给老江曾鼓吹的“以德治国”一记响亮耳光)。

　　钱穆本身是个优秀的考据家，成名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平议》等，都是水准不俗的考据文章。他又号称中国现代“最后一个通儒”，涉猎之广，取材之阔，令人两眼冒火。但其本人，也是自学成才，最早在中学当教师，顾颉刚发掘并推荐他到燕大后，才成长为一代名家。

　　此书如果一定要挑毛病，还是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过于执著，有时难免蒙住自己双眼，发些牵强的议论，比如为中国封建皇朝辩护，声称其并非专制。但总的说来，他的保守执著不会让人中毒，因为保守虽然是一种病，但传染力低下，也容易鉴别，比起极端来，它的危害未必更大。

　　1、内藤湖南(日)：《中国通史》(上、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我恨日本人，我更恨日本人为何能把中国的历史、文学研究搞得那么出色?!内藤湖南，跟太炎先生同时代的日本人，号称日本近代史学重镇——京都派的主要奠基人。他做过新闻记者，结束职业生涯后专攻中国历史，曾六至中国考察，结交罗振玉、张元济等一时名流。按照周一良先生的说法，其人“于史学最致力中国上古史及清初史地”，趣味博大似钱大昕，注意修史方法及史学史如章学诚。

　　所推荐的这本中国通史，在上古及清代史上，颇有可圈点之处，其余部分则时有瑕疵，如论五代之冯道，仍沿袭中国旧时史论之老生常谈。他这部通史最大的特点，在于注重中国文化在历史中的贯穿沿革。斯人曾言：“所谓东洋史，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一个“非我族类”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能够有此认识，实属不易。16、谷口规矩雄等(日)：《中国通史》 (台北稻香出版社 1990)

　　这部《中国通史》，实际上是日本新东洋文库搞的一部《东洋史》中关于中国部分的节译。第一次遇到它时，我用了两天的时间一口气读完，因为它实在新鲜可口。全书分专题撰写，共有5部分，分别是伊滕道治《中国社会的成立》，谷川道雄《世 界帝国的形成》，竺沙雅章《征服王朝的时代》，岩见宏、谷口规矩雄《传统中的完成》，小野信尔《迈向中共政权之道》。仅从专题名称，我们就可看出这是一部在体裁、内容上试图创新的史作。

　　事实上全书四处可见新颖史论，这得力于作者对当时世界范围内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化用。比如在第三章中讲到南北朝时代的“坞”，就采纳了当时一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不再沿袭旧时魏晋史名家，如唐长孺、周一良、王仲荦等人的由于是日本人，在对一些中国相对敏感的史论或事实叙述上，基本没有束缚。此外，参与本书撰写的几位作者均无明显政治立场，因此很少带有党见或民族情绪。总之，此书值得一读，但是比较难找，我在国内至今没有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