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治变迁进程(2)
二战以后，美国扶植李承晚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也即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总统李承晚本人甚至曾长年在美国学习生活，接受过美式民主的熏陶，但是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移植到韩国却难获成功。形式上的三权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宪政体制的稳定性极度缺乏，而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推动修宪。最终，第一共和国走回了权威主义的老路。
1960年的"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张勉第二共和国政府在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力度很大，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分裂、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府权能相对于民众间爆发的政治能量和参与要求较为虚弱。据统计，从"4.19"学生运动到1961年5月期间共发生了1836次示威，有96万人参加，大学生甚至一度冲进并占领国会。刑事案件案发率也居高不下，"4.19"后的4个月期间，发生了抢劫、盗窃案件8500多起。⑵
从合法性角度看,以上事实表明张勉政府的民主化努力取向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不足，政府绩效不佳，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民主政治失败的后果必然是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少壮派军官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政权。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韩国政治的实质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为特征的威权政治，不过政治上的反动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威权体制实现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而朴正熙时代也是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后来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的开始。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之后，政治气氛较为宽松，主张民主化的各派政治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却再一次干预并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在此前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 "五共" 通常又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等反对运动风起云涌，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引发政府颁布"非常戒严令"，随后又制造了死伤达数千人的"光州惨案" ，这一事件在之后相当长时间里使全斗焕、卢泰愚政权和及其本人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1987年6月百万市民在汉城广场上举行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进一步达到高潮，威权政府欲行镇压时却发现时过境迁、力有不逮。在明知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而就此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的情况下，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民正党终于作出重大让步，由代表委员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民主改革承诺的"六o二九"宣言。
由上观之，韩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中前进的过程。亨廷顿把这种威权-民主政权变迁的模式称作"二次尝试型"(second-try patern)。此外，他还认为，"一个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这种民主体制的失败要么因为该国缺少民主的社会基础，要么是新民主体制的领袖们追求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或是某种大动荡瓦解了该政权。于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便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掌权。不过，最终，人们会作出第二次和更成功的努力来重新引入民主，而且成功的机会之所以有可能增加，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主领袖们从以前不成功的民主经验中吸取了教训。⑶亨廷顿作出的以上归纳是一般性的，适用于众多他认为属于"二次尝试型"国家的政权变迁模式，而作为个案的韩国政治转型，仍然有一些自身的特殊性。
要进一步探究韩国政治变迁的原因，就必须探讨这样几个问题：韩国建国之初的宪政体制为何会蜕变为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在先天程序合法性不足条件下之下何以能岿然不动?促成韩国政治转型的因素有哪些?
三 韩国政治变迁中外部因素的介入有学者归纳促进韩国政治转型的主导因素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政治精英们明智的战略选择。⑽除了以上这些内部因素以外，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韩国政治变迁的历史背景是两极格局和美苏关系。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一旦美苏关系恶化，韩国的威权政府就容易获得美国支持，而80年代中后期美苏走向缓和之后，美国就不时地对韩国当局施加民主化改革的压力。美国的作用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也非常重要，每每在关键时刻能对当局起到一定牵制作用。例如，1960年"五·一六"政变之后，美国曾对朴正熙政权施压，要求其结束军政，举行民主选举。韩国学者认为，在美国压力下部分恢复了自由主义传统的"三共"就比"四共"(维新体制)要民主一些;⑾1987年民众反对政府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当局曾经想动用军队镇压，但遭到美国发出的明确警告;卢泰愚发表改革讲话之前，美国副国务卿曾到访与执政党进行过磋商，其后美国方面又迅速表示支持"六·二九宣言"，以上这些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韩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朝鲜半岛南北对峙问题也是韩国的政治变迁的外环境之一。长期以来，韩国的威权政府一直过分渲染来自北方的威胁，并以提供安全保障作为换取国内支持的条件，这也是军方时常在韩国政坛扮演关键角色的根源。而外部安全环境发生有利于韩国的转变之后，当局就无法再以安全为由换取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市民社会与威权政府的矛盾迅速凸显、不断激化。
亨廷顿认为韩国的政治转型是1974年肇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所谓的第三波从葡萄牙开始，席卷欧洲、拉美，波及非洲、东亚，波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韩国的政治转型而言，既是难以逆转的历史潮流，又是影响深远的外部政治环境。由于地缘相近、情境相似，菲律宾人民的英勇斗争和1986年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垮台对韩国直接产生了示范效应;菲律宾天主教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韩国教会也意识到自身发挥作用的潜能，政治领袖们也深受科·阿基诺胜利的鼓舞，坚定了斗争的信心，金大中曾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在南韩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他们在菲律宾成功了，也许我们在这里也会成功……我们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把握。"⑿
此外，教会对韩国政治的影响基于教会本身的跨国性质也可归结为外部因素。再如奥运会因素等，1987年适逢汉城奥运会举办前夕，曾担任体育官员卢泰愚不愿国内政局动荡影响奥运会承办的前景，这也促使他下定决心实现国内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