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治变迁进程
编者按：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使大企业、大财团攫取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从而有利于官商合作，联手统驭社会。"它选择了以国家统驭社会，以政府主导私营部门全力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7年6月29日，当时韩国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为突破内外交困局面，扭转政治危机，发表了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该宣言的核心是承诺修改总统选举法，变间接选举总统制为直接选举总统制。 "六o二九"民主化宣言是韩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韩国政治实现重大突破，从此开辟了结束威权体制，创建和巩固民主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韩国
表面看来，韩国的这次政治变迁是威权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顺应民主化潮流，主动与反对派合作，实行政治改革的结果。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把政治转型分为三种模式：1、变革，即由执政的政治精英领导改革实现民主;2、置换，在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同时威权政府垮台或被推翻;3、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民主化。韩国的转型模式可归属于第三种--"移转"，本文将主要着眼于韩国市民社会兴起的历史背景来探析这次政治变迁的原因。
一 市民社会的兴起与韩国政治变迁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政治变迁的基础，二者存在高度相关性。威权政府既有可能因为经济绩效部分抵消了政治绩效的不足而获得社会支持;也有可能因为经济恶化导致多种矛盾并发，迅速垮台。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市民社会必然进一步提出政治变革的要求。此外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也息息相关。
李承晚政权统治的第一共和国时期，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陷入内战的深渊，国家满目创痍，人民苦不堪言。到1962年，韩国的GDP为23.2亿美元，人均GDP仅有87美元。教育水平亦相当低，停战初期，韩国的文盲率曾达到78%。经济水平低下限制了独立于政府的民间财富和新的权力来源生长，而教育落后则阻碍了知识精英成长和大众权利意识觉醒与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的缺乏的现实使发展经济与教育理所当然成为第一要务，而政治改革的要求则相对靠后。此外韩国政治文化中重秩序、重等级、和要求绝对服从的家长制等传统，这些都是有利威权政府生存的社会土壤。基于类似原因，李承晚政权垮台之后，张勉西方民主政治取向的改革也夭折了。
朴正熙和全斗焕两届军人政府的战略考量是"经济发展第一"，回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要求，并以经济绩效换取社会对威权体制的认可。韩国经济从朴正熙时代开始起飞，全斗焕时代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势头，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终于取得了誉为"汉江奇迹"的辉煌成就，昂首步入新兴工业国行列。GNP从起步时的23.2亿美元激增为1985年的897亿美元，居世界第18位;同期的人均GNP也由87美元增长到2194美元。⑷教育在韩国社会一直受到相当的重视，韩国是世界上少数教育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国家，教育经费支出是政府的第二大经济支出项目，而且仍然按GDP0.1%的比例逐年增加。经过多年努力，韩国教育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全民族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威权政治体制，社会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改善的公共政策较为满意，威权政府以经济绩效换取合法性的战略设想大体取得了成功。具体可以把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因素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归结如下：
首先，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使大企业、大财团攫取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从而有利于官商合作，联手统驭社会。"它选择了以国家统驭社会，以政府主导私营部门全力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⑸政府在推行发展战略、贯彻经济政策时借助于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使政府职能和国家控制社会能力显著加强。从社会结构角度看，政府大力扶持的大企业、大财团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创造的财富也迅速集中到它们手中。1983年十大财团的附加价值生产额占国内总产值的13%，⑹这个比例以后仍然逐年提高。由于国民财富分配的此消彼长关系，大财团的强势地位必然阻碍中产阶级的成长，前者成为威权政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其次，经济发展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经济发展促进民间财富增长，社会结构分化，催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民主理念的中产阶级，他们将提出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诉求并为之实现而斗争。另一方面，经济绩效也维护了威权政府的合法性。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减弱了他们对独裁政治的不满。中产阶级也是政府经济政策和稳定的国内秩序的受益者，他们希望引导斗争在一定的规模和限度以内，而往往不赞成激进的暴力革命和斗争。
再次，传统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也对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强调社会关系的层级结构，其价值目标是维护现存政治秩序，价值倾向是古典的权威主义。这样的政治文化天然地维护威权政治体制。
然而威权政治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韩国政府虽然在经济绩效方面非常成功，但在保障人权、言论自由、缩小贫富差距等政治绩效方面记录不佳。而作为合法性的两个维度，二者对于政治合法化不可或缺。从这个角度看，威权政府拒斥民主，无疑是缺乏合法性的，所以国民关注的重心也日渐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来。有的学者认为，威权政治的合法化有着上限和下限。下限是政府的绩效必须超过某个最低水平线;上限是如果政府绩效超过了一定的水平，它就不能为威权政治提供合法性，因为如果社会经济条件通过成功的政府绩效得到了改变，威权政治体制就完成了使命而不再是不可缺少的。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后来和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几乎是同步的。全斗焕执政后期，中产阶级和激进的学生结盟，把民主化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政治文化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以及西方社会思潮的输入，韩国的政治文化也受到了很大影响。韩国学者李相沃认为，韩国"无论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几乎是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思想。这样就产生了韩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及互相矛盾。此种矛盾现象，从政治和社会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对韩国人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⑻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____对韩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独特作用。
战后____在韩国发展迅猛，全国现有4万多座教堂，政治转型之前，教徒总数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5%，主要包括城市青年、市民和中产阶级。在民主化斗争中韩国教会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一边。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鼓励经济奋斗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天然地起到促进民主政治的作用。而历来保守的天主教战后也在政治取向上发生重大变化，转而支持民众的正义斗争。基督____播在政治文化上弥补了儒家精神反抗压迫信念的不足。教会甚至主动承担起维护人权、促进民主的使命，为反对派提供活动空间和庇护场所，促进抗议活动的制度化。例如汉城的敏东大教堂就是当时著名的异议人士聚会场所，金友焕主教等宗教界领袖在1987年改宪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反对派直选总统的要求。而反对派领袖金泳三、金大中等人本身就是教徒。威权政府在处理教会问题上往往感到棘手，因为基督____国性质，使得教会问题远远超出了一国内部事务，处理不当会造成国际影响。关于基督____用，一位韩国民主人士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他认为基督____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教会和教堂活动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⑼总而言之，教会由于其相对独立的特性和在精神领域的特殊影响，在韩国政治转型进程中发挥了任何其他社团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市民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精英的成熟以及面对危局所作的正确战略选择。李承晚时期经济、文化精英势微，政治精英轻而易举地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而到了80年代，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也日趋成熟，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联合，通过斗争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卢泰愚"民主化宣言"发表不久，朝野两方在推动政治转型方面通过谈判选择了稳妥的、移转型改革路径，最终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