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女老师从父亲拳下救走的女孩也当了老师勇敢对家暴说“不”
被女老师从父亲拳下救走的女孩也当了老师勇敢对家暴说“不”(完整版)
谢萱（化名）第一次知道，成年男性拳头快速袭来，落在脸上是这样的疼痛难忍，失去意识后再次醒来，每一次呼吸，腹部极端的疼痛让她全身无力，记忆还停留在被送入医院的那一刻。
尽管这场家暴已过去半年多，恐怖的记忆仍时常钻入谢萱的梦里，反复折磨。
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潮新闻记者对话了两位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女性，她们是妻子，是女儿，她们被暴力困于家庭，但依旧挣扎向前，与暴力对抗。
“我经过风暴”
《我经过风暴》，是一部反映家庭暴力的电影，亦是很多遭遇家暴的人们，所经历的生活写实。
谢萱的肚子上有一个口子，挂着袋子。每天，排泄物会从这个口子流入袋子里，满了，就换个新的袋子，这是她死里逃生后的日常。
“肋骨骨折，内脏出血，肝、脾、胃、肾、十二指肠都坏了。”长长如蜈蚣般的疤痕横卧在她的腹部，增生疼痛且瘙痒，这道疤时时刻刻提醒着她，那段让她几乎丢了半条命，至今仍无法中止的“家暴婚姻”。
在父母和哥哥宠爱下长大的谢萱，有着川妹子敢拼敢闯的劲儿，在北京、广州、石家庄都做过服装生意。2020年7月，服装淡季，谢萱回到成都，第一次和贺某有了接触。“他一直看我直播卖衣服，后来知道他和我是一个县城的老乡，就让我感觉特别亲切，再约我吃饭，我就同意了。”
和所有感情的开头一样，他们也有过甜蜜和美好。交往10个月后，两人在2021年5月20日领证结婚。同年7月3日，谢萱怀孕。然而，迎来新生命的喜悦还未息止，7月9日，第一次家暴的巴掌就狠狠打醒了谢萱——因听说贺某和前妻之间或仍有亲密关系，谢萱发微信询问贺某，“他没回复，而是直接冲入卧室，一只手掐着我的脖子，一只手扇我的脸，又将我按在床上，用手机打我，在家里打完了，又拖着我到外面打。”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中的定义，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对于暴力，谢萱没有容忍，选择直接报警，“他们（警察）说以后不可以再家暴了，如果再家暴就要拘留他。”
但这次报警，没有威慑住贺某。
谢萱的病情证明书。来源：受访者
贺某第一次动手后，谢萱提出离婚，但贺某写了一份保证书，表示绝不再家暴，否则给予她经济赔偿，并向谢萱父母下跪道歉，“他看重钱，我以为会不一样。”
然而，贺某的暴力并未停止。
仅一个多月后，贺某再次实施家暴，“婚后的20个月里大大小小的家暴有16次，每次的诱因都是一些小事，其中5次家暴是因为我提了离婚。”谢萱记得，其中一次家暴是因为情人节她没送贵重礼物，而是转账600元，贺某不满意便动了手。
脚踢、扇脸、拿东西砸、掐脖子、吐口水、拿刀砍……谢萱记得清楚，贺某的家暴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一开始会在家里或者隐蔽的地方动手，最后他甚至不管是否有外人，在有监控的情况下，都会对我施暴。”
谢萱也想离婚或者逃离，但她发现并不容易。
提出离婚，律师说，诉讼离婚周期长，不如协议离婚来得快，又因为一直在孕期和哺乳期，谢萱没离成。被家暴期间，谢萱一共报过6次警，“其中一次开了告诫书，并警告下次再犯就会依法拘留，一开始他确实有点害怕，但下一次家暴后再报警，他发现没有拘留，就更加肆无忌惮。”
贺某收到的家庭暴力告诫书。来源：受访者
2023年4月24日上午，谢萱在当地法院递交了人身保护令和离婚申请材料，并在办事大厅窗口立案。
反家暴人身保护令作为一种民事裁定，当受害人遭受来自其家庭成员的暴力侵害时，可以要求法院发出该裁定。裁定的内容包括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申请人或申请人的亲友，要求被申请人暂时搬出双方共同的住所等，但取证难、举证难依旧是成惩治和防止家暴的现实难题。
但意外却来得比保护令更快：当晚，谢萱被贺某找到，并被带去酒店实施暴力，这次家暴让她几乎丧命。
谢萱说，自己也曾到街道和妇联反映过情况，但收效甚微。最后一次家暴发生前，她已经在寻求公益的反家暴组织帮助，但一直未能找到。而在向外界求助时，不少人会用一句“家庭矛盾”弱化家暴，“但家暴的本质是暴力，而不是家庭纠纷，暴力是会威胁生命的。”
如今，谢萱正在父母家休养，每晚需要母亲陪伴入睡，她想不通：“我只是想要离婚而已，什么都不想要。”走到镜头前维权后，许多网友私信问她：“面对家暴应该怎么办？”但谢萱也回答不出来。
于黑暗中为自己撕开一条口子
现实生活中，无法回答“面对家暴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远不止谢萱。而实施家暴的，有时候，甚至是比配偶更为关系紧密的至亲。
安全感缺失、人际交往不顺、自杀、退学、自卑……这些关键词充斥着黎旸（化名）27年的人生，而这些“不顺遂”均与她的家暴父亲有关。
因为不堪忍受家暴，黎旸的母亲在她2岁时便离开了家，“她没有带着我走，就把我留给那样的一个父亲。”
母亲的逃离，父亲不觉自己有错，更是反而将暴力转嫁到了当时还不到3岁的黎旸身上。这一打，就是20多年。
自有记忆开始，黎旸的童年就与美好无关，于她更多是折磨和噩梦。“他会故意把筷子丢到我背后，然后对我大吼说‘你滚过去给我捡回来’，但我打算先去喝水，顺道回来捡筷子。”如今27岁的黎旸回忆起某次挨打的原因，声音仍有颤抖。当小黎旸越过筷子，直接走向饮水机的时候，父亲暴跳而起冲了过去，“用脚踩着我踢。”这时，她的父亲会特意说：“我让你去捡这条筷子，就是想要训练你听话。”
更多的时候，暴力来得毫无理由，“他自己情绪不好就会打我。”小黎旸没有安全感，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的拳头就会落在身上，童年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度过。许多年后，她才知道，父亲的行为其实就是“家暴”，甚至涉嫌违法。
初中的时候，黎旸尝试报过一次警，“那天我被打得不行了，一边大哭一边报警。”黎旸清清楚楚记得，警察来了说，“家务事”管不了，就走了，“如果当时有人在旁边支持我，我肯定会想办法，但我没有办法。”
父母给不了完整的爱，黎旸只能靠自己，跌跌撞撞摸索成长。但幸运的是，仍有人给予她温暖和力量。
“有一天中午他一边打我，一边说你今天下午别去上课了，把我打到跪在楼下草坪里，刚好教过我的美术老师骑自行车经过，她就把我抢过来，放到她的自行车后座上，带我去学校了。”了解黎旸的家庭情况后，这位老师常常关心她，“冬天会问我为什么只穿那么一点，还会教我卫生巾怎么用之类的生活常识。”
也许是长久以来，第一次得到这样的保护和帮助，黎旸打心底里想要成为老师这样的人。为了逃离家庭，也为了成为一名人民教师，黎旸选择用读书来强大自己。“我想要成为强大的人，有知识，有教养的，懂得去帮助弱势群体的这样一个人。”如黎旸所愿，她成功考上了一所重点师范类学校。
但家暴的阴霾不会因为成长而消失，自卑、怯懦、害怕人际交往成为大学生黎旸的“应激障碍”。大二那年，因为压力和抑郁症，黎旸选择退学。随之而来的是父亲将毫无生活来源的她赶出家门，“现在想起来退学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因为退学，意味着我又要重新依靠我的父亲。”最绝望的时候，黎旸尝试过自杀，吞了两个诊所买来的所有安眠药，“醒过来之后，我爸知道了我吃安眠药这件事情，又给了我几个大嘴巴子。”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不幸的故事有个温暖的结局。
后来，黎旸选择了复读，又一次考上了一所师范类的重点大学。毕业之后，她终于成为一名老师，“我觉得我正在慢慢被治愈，因为这份职业。”学生的笑容，对她的喜爱，让黎旸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和善意……
回顾现实中，并不是所有遭遇家暴的人都能在最后获得温暖结局，针对这方面问题，从国家层面开始也已一直在开启多方面改进反家暴的司法和社会救济渠道，但家暴带给当事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冲击，依旧值得大众集体关注和努力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