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的历史简介(2)

英国文学的历史简介

　　英国文学17世纪历史

　　16﹑17世纪之交，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矛盾加深，人心动荡，反映于文学的，除了上述诗剧的衰败，还有在散文作品中围绕政治与宗教问题的论争文章的急剧增多，在诗歌中出现了以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和一些称为骑士派的贵族青年所写的爱情诗，前者用新奇的形像和节奏写怀疑与信念交替的复杂心情，显示出当时科学大进展冲击传统文化的影响;后者则表达了一种末世情调。 17世纪40年代，革命终于爆发。人民经过公开审判，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并在打了一场激烈的内战之後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政权。在文学上，革命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有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印行﹐各种集团特别是属于革命阵营左翼的平均派和掘地派通过它们来发表政见，其中李尔本﹑温斯坦利等人写得犀利有力;二是出现了一个革命的大诗人──约翰·弥尔顿。

　　弥尔顿对于革命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的政论文。从1641年起，他搁下了早以优美著称的诗笔，而用英文和拉丁文写了许多政论小册子，为英国人民处死国王的革命行动辩护，也发表他的进步主张，如《论离婚》(1643)和《论出版自由》(1644)。他的文章虽然句式繁复，却有雄奇之美，在英国散文中自成一格。

　　王政复辟以后，文学风气为之一变，盛行嘲笑清教徒的讽刺诗，法国式的“英雄悲剧”和反映浮华﹑轻佻的贵族生活的“风尚喜剧”。这类喜剧中也有意存讽刺的，如康格里夫的<如此世道>(1700)。这时文坛上的领袖人物是德莱顿，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主要成就在政治讽刺诗和文论。也有作家反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如来自下层人民的班扬，他的《天路历程》(1678)用朴素而生动的文字和寓言的形式叙述了虔诚教徒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的经历，对居住在“名利场”的上层人物作了严峻的谴责。这里有清教主义的回响，而作品的卓越的叙事能力又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前驱。

　　还有两类散文作品，带来了新气象。一类是科学文章。1660年成立的皇家学会要求会员用“工匠﹑乡下人﹑商人的语言”，尽力把一切事物表达得“象数学那样朴实无华”。另一类是哲学著作，先有霍布斯，后有洛克，都用清楚﹑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他们的经验主义哲学和政治思想，特别是洛克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契约论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求实的文风和民主思想都是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国王虽复位，实权还在他们手里。1688年，他们把另一个不得人心的国王赶下了台﹐从此政权被商人和地主的联盟所牢牢掌握，文学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英国文学18世纪历史

　　18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安定，文学上崇尚新古典主义，其代表者是诗人蒲柏。他运用英雄偶句体极为纯熟，擅长写讽刺诗，但以发泄私怨居多。表现出启蒙主义精神的主要是散文作家，他们推进了散文艺术，还开拓了两个文学新领域，即期刊随笔和现实主义小说。 期刊文学是应广大读者的要求而兴起。斯梯尔与艾迪生两人有首创之功。前者创办《闲谈者》报(1709～1711)﹐后者继出《旁观者》报(1711～1712)﹐将街谈巷议和俱乐部里的风趣幽默写上了期刊。艾迪生的文笔尤见典雅。后来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约翰逊﹑哥尔德斯密斯等名家都曾主编期刊或为期刊撰稿，可见此风之盛。由于他们的努力，英国式的随笔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题材更广泛，文笔也更灵活。

　　更具英国特色而又对欧洲大陆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散文小说。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1719)﹑《摩尔?弗兰德斯》(1722)等书把水手和女仆当做英雄人物来介绍，细节写得十分逼真，虽然书的结构松散，作者却有娓娓动听的说故事的本领，使读者始终保持兴趣。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1726)是以讽刺朝政﹑表现人类的丑恶为目的的寓言﹐然而作为故事﹐也是十分引人入胜。他把现实细节放在十分奇特的幻想的情景之中﹐而幻想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英国小说所需要的。

　　出色的散文还见于其他文学品种。约翰逊的<诗人传>(1779～1781)是传记和文论的卓越结合，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1791)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境界，伯克的《论美洲的赋税》(1774)展示了政治讲演术的力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更以其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典丽的文笔成为全欧钦仰的史学杰作。

　　英国文学19世纪历史

　　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大诗人是布莱克。这个靠镌版谋生的手工匠人是法国革命的热烈的拥护者，但又反对它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义，所写的诗也大异于18世纪的优雅含蓄，而著重想象力和神启式的宗教感，初期的《天真之歌》(1789)写得纯真，《经验之歌》(1794)写得沉痛;后来诗风一变，转而写作篇幅巨大的长诗如<四天神>(1804)﹐其中有一套独特的象征和神话系统。 大学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却经历了另一种变化，即从拥护法国革命变成反对，于是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找慰藉;後者神游异域和古代，以梦境为归宿。两人的诗歌合集，题名<抒情歌谣集>，于1798年出版。两年後再版，华兹华斯加了一个长序，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张诗人“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对以18世纪格雷为代表的“诗歌词藻”。他进而论述诗和诗人的崇高地位，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同人心一样不朽”，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护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这一理论有足够的实践作为支持。华兹华斯的小诗清新，长诗清新而又深刻，他的十四行诗雄奇，他的<序曲>(1805)首创用韵文来写自传式的“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开了一代新风。柯尔律治另有特长。他的《古舟子咏》(1798)借用了一个充满了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了罪和赎罪的问题;他的短诗《忽必烈汗》(1816)发掘了诗的音乐美和人心的联想作用;他的理论著作《文学传记》(1817)吸收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点，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尤其是想像力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他成为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敏锐的理论家之一。

　　然而这两人的诗才在短期的闪耀之后相继熄灭了，另一代诗人在1815年左右起来，把浪漫主义诗歌带进了更广阔的境界。拜伦﹑雪莱﹑济慈三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忠于法国革命的理想，拜伦是出于对暴政的反感，雪莱是着眼于未来的理想社会﹐济慈是由于憎恨这个使“青年脸色苍白﹑骨瘦如鬼”的残酷世界，在艺术上，他们都有重大的创新。拜伦在他的杰作<唐璜>(1818～1823)里一反欧洲旧传说，把主人公从纨子弟转变成热血青年，让他两度横越欧陆，通过他的眼睛见证了又评论了广阔的欧洲现实，而作者在本诗里对于口语体的运用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拜伦诗如其人，始终为自由而斗争，产生了超越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雪莱的抒情诗情思专注而意境高远，<西风颂>(1819)鼓舞了当时和後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诗探讨人类解放和理想的男女关系等重大问题，以议论入诗而诗句依然绚烂多采;他有志于复兴希腊式的诗剧，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里他师法埃斯库罗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复兴的胜利，句挺拔，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济慈，这个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几乎全部最重要的诗篇：《心灵》﹑《夜莺》﹑《希腊古瓮》﹑《秋颂》﹑《许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染到年轻诗人是怎样不知疲倦地追求著美，然而这却只使他更憬然于当时英国无处不见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而且苦难使他们不能安息的人”才能达到艺术巅峰。正是这对于“世界的苦难”所感到的切肤之痛使得济慈的诗篇不仅瑰丽，而且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