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刑罚之蒸刑

　　中国古代最残忍刑罚蒸刑，从纣王开始就有了，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古代刑罚之蒸刑相关信息，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

　　古代刑罚之蒸刑：

　　蒸馒头、蒸年糕、蒸饺子就听多了，万万没想过，古代还有蒸人这种酷刑，称之为蒸刑。

　　蒸刑在我国很早之前都有。据历史记载，周的始祖西伯被囚禁于羑里的时候，西伯的儿子伯邑考在殷都作人质，为纣王当车夫。纣王把伯邑考放在大锅里“蒸为羹”，赐给西伯。西伯不知是人肉羹，就把它吃了。纣王得意地对别人说：“谁说西伯是圣人?他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羹还不知道呢!”这是古代蒸人的最早的事例。

　　蒸人的大锅古时叫做鼎或镬。都是用铜或铁铸成的，不同的是鼎有三只足，镬无足。《淮南子·说山训》篇有“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之语，高锈注：“有足曰鼎，无足曰镬。”颜师古也说：“鼎大而无足曰镬。”因为烹人要用鼎或镬，所以，古时就把这种酷刑叫做镬烹、鼎镬或汤镬。如《汉书·刑法志》说“陵夷至于战国，……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镬亨(烹)之刑”，《旧唐书·魏元忠传》说：“既诛贼谢天下，虽死鼎镬所甘心”，《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说“臣令人持璧归，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请就汤镬”。

　　春秋时，周室衰微，诸侯混战，法制没有规定，那时的国君将人处死，常采用蒸的方法。周夷王在位时，齐哀公因纪侯在周室进谗言，而被周夷王用大鼎蒸死。公元前五四七年，宋国太子痤被成公囚禁，自缢而死，后来成公知道太子是无罪的，非常懊悔，就烹杀拨弄是非的寺人伊戾。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楚国的白公逃到山中自缢而死，白公的学生微子抓住了石乞，问他白公死的地方，石乞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微子就把石乞烹死。晋公子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有个叫被瞻(有的书作叔瞻)的臣子劝郑文公杀掉重耳，郑文公没有听从。后来重耳归国即位，就是晋文公，他率军攻打郑国，指名要被瞻这个人，以报昔日之仇。被瞻向郑文公请求把自己交出去，来解救国家的危急，郑文公说：“这样做，我的罪过就太大了。”被瞻悦：“死了我一个，可以保全社稷，臣甘心情愿。”于是，郑文公派人把被瞻送到晋国军营中。晋文公命令准备好大鼎，要烹被瞻，被瞻用两口手按着鼎的铜耳，不肯进去，大声叫道：“晋军将士们，都听我说，当今世界上再没有像我被瞻这样的忠实于国君的人了。可是，忠于自己的国君，只能落个挨烹的下场啊!”晋文公听了他的叫喊，被他的忠诚和勇敢所感动，就改变了主意，向被瞻道歉，并宣布撤军，同时把被瞻送回郑国。

　　被瞻因忠勇而免遭鼎烹之刑，后世传为佳话。战国时，却有一位贤明之士因忠于国君而被烹，为后世留下千古遗憾。此人是齐国人，名叫文挚，医术及其高明。有一年，齐泯王生了一个恶疮，派人到宋国请文挚(当时文挚游历至宋)。文挚归国，诊察了泯王的病情，私下对太子说：“大王的病我是可以治好的，但治好了他的病，他也一定要杀死我。”太子大惊，问为什么，文挚说：“大王长的这个恶疮，必须让他发一场雷霆之怒，才能治好，否则就没有救了;但要使他发怒，我就犯下死罪了。”太子向他叩首求告说：“先生只要能治好父王的病，我和我的母后一定要以死在父王面前为你表白，父王一定会看在母后和我的面上，赦你无罪，请先生不要担心。”文挚说：“既然如此，我就是被大王杀死，也没什么说的了。”于是，文挚叫人报告齐泯王，说某日某时文挚前去治疗。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文挚却故意不去，泯王心里有些不高兴。这样共约定了三次时间，文挚都没有去，泯王已经非常生气，这时，文挚来了，他不脱鞋子直接上到了泯王床上，踩着泯王的衣服，问泯王病情如何。泯王怒形于色，不理睬他，文挚又故意说气话冲撞泯王，泯王怒不可遏，叱骂文挚，让他滚开。文挚走后，泯王的病情就轻了许多，又过了几天就完全康复。泯王痛恨文挚对自己无礼，决定把他活活烹死。太子和王后极力向泯王求情，泯王十分固执，说什么也不答应，坚持非烹文挚不可。临刑时，武士把捆住了手脚的文挚抬起来，脸朝上放到大镬中，加柴点火，烧了三天三夜，文挚不但没有死，而且连面色都不变。泯王非常惊异，亲自到镬边观看。文挚说：“如果一定要我死，为什么不把我脸朝下?那样就断绝了阴阳之气，才能使我绝命。”泯王命令把文挚的身体翻过来，这才把他蒸死。这个故事肯定有虚构的部分，因为文挚即使有神奇法术或特异功能，也不能能在沸水中停留三天而不死。古人这样传说，表现了对忠臣义士的景仰和崇敬，也含有对齐泯王的庸鄙无能的嘲讽。

　　齐泯王的祖父齐威王也曾施用过烹刑。当时阿大夫荒于政事，治下境内百姓贫苦，阿大夫却贿赂齐威王左右的人为他说好话。威王查明实情，将阿大夫和左右为他说好话的人一同烹死。

　　战国时，蒸人的事例也不少。其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乐羊怒啜中山羹的故事。乐羊在魏国做，率兵攻打中山国，乐羊的儿子当时正在中山国，中山的国君就烹死乐羊之子，制成肉羹派人送给乐羊，并且明确告诉他这是他儿子的肉。乐羊坐在军帐中，接过肉羹喝光了一大杯，表示攻打中山的决心毫不动摇，结果很快灭掉了中山国。魏文候听到这些情况，对身边的一位大臣堵师赞说：“乐羊吃了自己儿子的肉，这都是为了我啊!”堵师赞回答说：“乐羊连儿子的肉都敢吃，还有谁的肉他不敢吃呢?”魏文候理解了堵师赞话中的意思，虽然对乐羊的功劳给予了奖赏，但却从此时乐羊起了疑心。

　　秦汉之际，蒸刑常用。尚鞅变法时增加肉刑，把镬烹规定为死刑的处死方式之一。秦末楚汉战争期间，刘、项双方都爱用蒸刑。周苛为刘邦守荥阳，被项羽俘虏，拒绝投降，顶羽就烹杀周苛。成皋之战时，项羽抓到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把他放在一个肉案子上，旁边架起大锅，传话给刘邦说：“你不赶快过来投降我，我就蒸死太公。”刘邦回话说：“我和你当初一同拥立楚怀王，约定以兄弟相称，因此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今天你如果一定要烹你的父亲，就请你分给我一杯肉羹吧!”项羽听了这番话，觉得烹死刘太公也无济于事，就没有这样做。刘邦派郦食其去游说齐王田广，让他归顺，郦食其刚见到田广，寒心已率大军攻占齐地，田广大怒，就烹死郦食其。后来韩信被诛，刘邦得知蒯通曾怂恿韩信谋反，就抓到蒯通，要蒸他，蒯通说：“夏桀的狗见了尧也要狂吠，并不是因为尧不好，而是因为尧不是它的主人。我当初为韩信出谋划策来反对您，和桀犬吠尧的情况一样。”刘邦就赦免了蒯通。

　　汉景帝的儿子广川王刘去性情残暴，他和他的王后阳成昭信一同谋害姬人陶望卿，陶望卿被逼无奈，投井而死。昭信叫入把陶望卿的尸体打捞上来，肢解成碎块，放在大镬中，加上桃灰和毒药一起煮，并且把其他姬妾都叫到跟前，亲眼看着陶望卿的肉和骨头在汤中销化干净。这虽然不是活煮，但其残忍程度也实在骇人听闻。

　　东汉末年，董卓作乱，他俘获颖川太守李旻及其好友张安，要把他们活活烹杀。李、张二人临入鼎时说：“不同日生，乃同日烹。”他们在临死之前还有心说出这样的诙谐之言，态度虽然从容不迫，但却含有深沉的凄惨。

　　汉代以后，蒸刑并未绝迹。十六国时，后赵石勒擒获刘寅，当即将他置于镬汤中煮死。南燕主慕容超曾下诏提议恢复秦时的车裂、蒸刑等酷刑，群臣议论时意见不统一，结果没有正式实行。东魏孝静皇帝武定八年(550)，常侍侍讲荀济与华山王大器、元瑾等密谋除掉高欢，高欢觉察，将孝静帝幽禁于含章堂，将大器和元瑾等烹杀于市。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六年(575)，三月三日，在都市烹杀妖贼郑子饶。这些，都见于正史记载。

　　隋代以后，朝廷颁布的刑法正式规定的死刑只有绞、斩、凌迟等，但烹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刑罚一直有人使用。五代时，后唐明宗长兴年间，姚洪奉朝命率数千人戍守阆州，被叛将董彰拘禁，不肯屈服。董彰叫人架起大镬，添满水烧得滚沸，让十名壮士割姚洪的肉放在锅里煮而食之。姚洪至死大骂不绝。这是将人一边凌迟一边烹，比烹煮整个活人更惨毒。

　　南宋初，秦桧专政，残害忠良，他也用过烹人的刑罚。直到清末，杭州古代藩属旧址东侧射堂庭院中，还保存着一只大铁镬，上宽下窄，直径四尺，深二尺多，原有铁盖，后失落。据传说，这只镬就是当年秦桧烹人用的。但秦桧当时曾经烹过何人，史书未见记载。

　　上述种种蒸刑，都是用水煮，这符合“蒸”字的本义，《释名》早有“煮之于镬曰烹”的注解。但是，历史上也有用油炸人的酷刑，这也叫蒸，或者叫油蒸。南朝梁时，侯景亡命东魏，后来又南奔，高澄命令部下抓到他的妻子，先剥下面皮，然后又用大镬盛油把他们煎死。清末学者俞樾讲过一个故事，说四川巴县有一名武生，自恃拳勇，武断乡曲，有一天他做梦被阎王抓去，让他受地狱里的种种酷刑，其中就有油炸。俞樾写道：“(冥王)乃命狱卒，以铁叉叉入油镬中，顷刻肌肤糜烂，脏肺焦灼，苦不可言。”这虽然是梦境，却能反映出用油烹人的那种惨状。现实中确有这样的事例。明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占领南京，大肆杀戮建文朝臣，其兵部尚书铁铉割鼻之后处死，仍不解恨，又命令把铁铉的尸体投入大锅中，让武士用铁叉翻转铁铉使他面朝朱棣，以示谢罪之意，但怎么也不能把他翻转过来，正在捣腾时，突然铁铉尸体爆裂，滚热的油四处飞溅，武士们慌忙散开，这才作罢。铁铉的尸体也在顷刻之间焦黑如炭了。

　　五代十国的刑罚历史：

　　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是唐代末年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他们能建立政权是因为手中拥有强大兵力。因此在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设法削弱地方实力，强化禁军力量。禁军除了用以捍卫京师和皇宫外，还被派驻各地，藉以牵制和削弱藩镇的实力。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长期占据一方，形成割据势力。

　　无奈社会动荡，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广大民众流离失所，生活日趋贫困，阶级矛盾和社会问题异常尖锐。五代十国时期各个政权都一改唐朝法律的宽平传统，转而采取重典治乱世政策，科刑普遍加重，既繁杂又残忍。例如：对贼盗行为往往集众决杀，并常常使用决重杖一顿处死等酷刑，甚至以刺字和断足的方式复活了上古时期的肉刑。藩镇割据，军阀当政，司法审判权落入军人之手，司法状况极为黑暗。

　　各有各的法，各有各的罚

　　五代十国究竟乱到什么程度?就连《新五代史》每发论必以“呜呼”开端，称“五代之乱极矣”!单就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而言，五十四年中换了十四个皇帝，分姓八姓，坊间甚至流传“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要有机会，都可以穿龙袍过皇帝瘾。

　　中原地区的五代政权比较注重立法。

　　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编定《大梁新定格式律令》103卷。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仿唐朝后期《大中刑律统类》，编定《同光刑律统类》13卷;后又制编《天成格》3卷、《清泰编敕》30卷。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编定《天福杂敕》31卷。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编定《大周续编敕》2卷;显德五年(958年)，又编定《大周刑统》21卷。

　　十国中的吴国有《格令》，南唐有《升元格》。

　　五代十国时期立法有个特点，最高统治者针对具体人或事直接发布命令决断，这种命令称为敕，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敕虽然法律效力很高，但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起初并不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后来皇帝的“敕”越来越多，朝臣将零星发布的散敕加以整理汇编，形成“编敕”，使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这样皇权就植入立法活动中。

　　再就是确定“刑统”的法典体例，更便于司法官审案引用。据《旧唐书·宣宗纪》，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集律、令、格、式，条件相类1250条，分121门，编成《大中刑法统类》。开创了一种新的法典编纂体例，即把律文按性质分门别类，然后再把性质相同的令、格、式附于相应的律文之后。后唐《同光刑律统类》、后周《大周刑统》及北宋《建隆刑统》均以“大中”为所本。

　　五代十国时期刑罚空前酷烈，大致讲有几个方面，杖刑演变为“合欢杖”、“随年杖”，流放刑罚演变为刺配，废弃已久的凌迟极刑又出现了。有司刑讯随意增设罪名，加重量刑。

　　南汉高祖刘䶮用刑最为惨酷，有灌鼻、割舌、肢解、刳剔、炮炙、烹蒸等，听着就够瘆人的。他还发明新的酷刑，把毒蛇放进水里，再将犯人投进去。总之无所不用其极。

　　后汉建国初年，苏逢吉为宰相，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一人犯盗窃罪，全家及四邻连坐，诛灭全族。群臣纷纷反对，一人为盗也不至于诛灭九族，你还要把四邻全族都诛灭了，那还了得?最终苏逢吉删掉“全族”二字。后汉的官吏以能杀人、多杀人为政绩，众多无辜者冤死。

　　后汉的法律非常严苛，贩卖私盐、酒曲者一律处死。私自贩卖牛皮一寸即判死刑。后周初年规定，贩卖私盐、酒曲按斤两多少分别定罪，五斤以上者处死。

　　官场不倒翁冯道，也维护法律

　　处在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皇帝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乱世之中有个奇人，先后事后唐四帝、后晋二帝，再事契丹、后汉、后周，而且官职不离将相或三公三师之位，享受高官厚禄，一直活到73岁，死后还被后周皇帝周世宗柴荣封为瀛文懿王，这个人就是冯道。

　　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天佑年间，冯道在卢龙节度使刘守光手下做幕僚，后来到晋王李克用手下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称帝，建立后唐，任命冯道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后唐明宗李嗣源任命冯道为端明殿学士，一年后，朝廷相位空缺，没有人选，李嗣源钦点冯道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这是冯道首度担任宰相。李嗣源死后，冯道在后唐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被任命为宰相，后虽一度出为同州节度使，一年后又任司空，位居三公。

　　后晋灭后唐时，冯道又成为新朝重臣，后晋高祖石敬瑭任命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石敬瑭对他非常器重，朝廷“事无巨细，悉以委之”。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后，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

　　契丹灭后晋，冯道朝见契丹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责备冯道在后晋时的种种所作所为，冯道哑口无言。耶律德光问：“何以来朝?”冯道说：“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耶律德光听说冯道常以“老子”自居，他名“道”，字“可道”，取《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就取笑冯道：“尔是何等老子?”冯道老老实实说：“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一高兴，就赏他个太傅。耶律德光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拍得耶律德光大为高兴。

　　公元947年，刘知远建立后汉称帝，冯道投奔后汉，任太师。直到后周灭后汉，冯道仍能保住富贵，任太师兼中书令。

　　冯道一生以圆滑著称，是不折不扣的“权谋家”，他能做官那么长时间，而且做的是宰相之类的高官，取决于他不贪，没有贪污国家钱财，没有为非作歹，善于审时度势，对何为君子、何为小人等有独到见解。

　　冯道也有直言敢谏的时候，我们讲过，后汉法律严苛，私自贩卖牛皮一寸即判死刑。有人违禁买卖牛皮，按照后汉严酷的法律规定要处死刑，当地的判官反对处死，还大胆地上书给后汉高祖刘知远，劝谏皇帝收回成命。刘知远大怒，下令犯人和判官一块处死。冯道说牛皮不应该禁止买卖，于民不利，至于判官则是个敢于直言、赤胆忠心之人，不但不应该杀，还应当奖赏。刘知远一向敬重冯道，也想找个台阶，当即虚心求教。冯道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自己失职，没有及时出来制止这种法令的实施，以致今天害死无辜百姓，请求皇上治自己的罪。最后刘知远赦免了判官和百姓。

　　天妒英才，周世宗未成大业

　　五代后周皇帝周世宗柴荣，被称为“五代第一明君”，他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取得不俗的成就。

　　当时华北地区的混乱残破局面在后晋、后汉之际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广顺元年(公元951年)郭威建立后周以后，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郭威出身贫穷，颇知民间疾苦。他执政以后，虚心纳谏，任用贤能。停止各地贡献珍贵食物和土特产，免除一些苛敛，废免后梁以来长期存在的“牛租”，并将民间牛皮一律官收的办法改变为按田亩多少分摊。停废营田，将田地、耕牛、农具、庐舍等分还给佃户为其永业，鼓励农民耕垦荒地，留心农田水利。民众的负担有所减轻，因而乐于附籍。至广顺三年，后周直接控制的人口增加了三万多户。

　　柴荣是郭威的养子，显德元年(公元954年)继位，就是周世宗。他广泛搜罗人才，继续推进改革。整顿吏治，破格任用贤才，改革了科举制度存在的弊病，使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受到朝廷重用。政治上，力肃贪污之风，严厉惩处贪官污吏毫不手软，大臣犯罪，同样法办。又提倡节俭，力戒奢华，有几个官员借奉命出使之机游山玩水，也被他贬了官，这在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连年战乱，流亡农户很多。北周颁布逃户田地处理办法，鼓励农民垦殖逃户田，规定田主在三年内回乡的，归还其一半耕地;五年内回归的，给还三分之一。均不包括佃户所盖的屋舍和种植的树木、园圃。五年以外回归的，除坟茔地外，一律不归还。鼓励开荒，将无主荒地分配给逃亡人户耕种。从契丹统治下回归的人，对他们在外的年限和获得土地的数量等的限定，都相对放宽。

　　周世宗受唐代名臣元稹《均田表》的启发，编制《均田图》颁发州镇长官，还派遣使臣三十四人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出不少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就连历代享受优待的曲阜孔氏也被取消特权。罢黜正税之外的一切税收，禁止地方官吏和豪绅将自己的赋税转嫁到百姓身上。当时征收正税多不按农时，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后周下令三司夏税于六月一日、秋税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以便人户收了夏粮、秋粮保证交纳。都城开封屡遭水患，官府一再动员民众修理黄河中下游的堤岸，堵塞黄河决口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以通齐、济运路又浚汴口，引河水达淮，使漕运畅通。

　　中原佛教广为流行，各地寺院林立，许多人为逃避徭役和赋税纷纷“出家”，大量金属被用来铸造佛像，致使铜价上涨，钱币奇缺。寺院以保护庙产名义隐匿编户，不上户口。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下诏废闭寺院三万余所，除了皇帝批准的僧尼数额以外，勒令僧人还俗数十万人。禁止私度僧尼，及僧尼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销毁铜佛像和民间铜器铸钱，使唐末以来长期缺钱的局面有所改变，有利于商贸流通的发展。

　　周世宗奉行人道，注重法治，废除了随意处死条款和凌迟之类的酷刑。他以多种人道措施对待犯人，打扫监狱，洗刷枷拷，给犯人充足的饭食，允许探视有病的犯人，无主的病人由官府负责治疗，严禁使犯人无故死亡，私自杀死犯人的官员被斩首。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因为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代混乱时期，每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唐朝的法律制度基本已被破坏得混乱不堪。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周世宗令人训释律、令、格、赦，成《刑统》，显德五年颁行，是为《大周刑统》。

　　后周统一了北方，《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得以推广，从而确定了“刑统”的法典体例，对于唐代律令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基本统一了法律制度。等到后周的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就直接在后周《大周刑统》的基础上修订了自己的法典《宋刑统》。

　　可惜周世宗只坐了五年江山，三十八岁即英年早逝。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揭开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的序幕。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去世，七岁的恭帝接班。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兵出征，在陈桥发动兵变，率军返京，废后周恭帝自立，改国号为宋。

　　宋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先集中兵力平定反抗力量。随后，采纳赵普建议，先削平南方的荆南、南汉、南唐、吴越等国，统一了南中国。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出兵太原，北汉主刘继元被迫归降。至此，唐末以来近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终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