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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亲笔御书的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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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的亲笔御书为何不值钱?甚至臣子都敢直接不买账?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和学习啦小编一起来看看宋仁宗亲笔御书的趣闻吧,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宋仁宗亲笔御书的趣闻:

  宋仁宗在位期间,后宫嫔妃很久没有升迁,十分不满,便屡屡提出申请,仁宗总是说没有先例,大臣们不会答应。妃子们不信,说:“圣上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仁宗笑着说:“你们不信,不妨试一试。”旨意下发后,大臣们果然上奏说没有依据。有的嫔妃半信半疑,仍然向仁宗讨要封赏,仁宗也不推辞,取来彩笺写上某宫某氏转任某官,妃子们开心地退去。到了发放官俸时,妃子们各自拿出御笔要求加薪,宫廷财务部门却一律不予理睬。妃子们郁闷地找到仁宗,当着仁宗的面将御书一一撕毁,不高兴地说:“原来使不得。”

  自古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说天下所有的子民、财物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可以任由其支配。莫说是在封建王朝,即便是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上级领导若想给某人升官加薪,只要一句批示、一个电话,甚至一个眼色,有关部门就会忙不迭地认真领会、坚决执行。那么,为何仁宗皇帝的“金口玉言”那样不值钱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两个前提:一是仁宗并非傀儡皇帝,他实实在在地执掌最高权力达30年;二是仁宗并非弱智皇帝,他没有被权臣架空或操纵。换句话说,他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权力的锋芒运用到极致,从而为所欲为。

  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仁宗皇帝具有某种“权力约束”的内在自觉性。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这种内在自觉性通过制度安排而加以固化。当时皇帝直接发出的诏令,有个专有名词叫作“内降”,而“内降”也只有通过朝廷的审批认可才能生效。当时杜衍担任吏部侍郎,就常常不买皇帝的账,将他不认可的“内降”专门放在一个盒子里,攒到十多份就拿去还给皇帝。一次,仁宗感慨地对谏官欧阳修说:“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的事吗?殊不知那些原本有求于朕却因杜衍阻拦而中止的人,要远远多于他所封还的。”

  仁宗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表面上看他似乎对皇权受到约束而感到惆怅,实际上则是为“封还内降”阻止了更多的邀功请赏者而感到欣喜。所以,“封还内降”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是仁宗与朝中大臣的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配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珠联璧合,既让朝政按照理所当然的轨迹运行,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

  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约束与制度安排下,仁宗当政期间,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这“六家”,都活跃在仁宗时代;有宋一朝的名臣如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包拯等等,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这些不能不说是与仁宗的“权力约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宋仁宗简介:

  宋仁宗赵祯(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初名赵受益,宋真宗的第六子,母亲是李宸妃,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封庆国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封寿春郡王,天禧元年(1017年)进中书令,二年(1018年)进封升王。 九月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仁宗即帝位,时年13岁,1023年改元天圣。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54岁。在位四十二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其陵墓为永昭陵。 谥号: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史家把仁宗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

  宋仁宗是一代明君,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的人有很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王夫之评论宋仁宗的“无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刘后殂始亲政,讫乎帝崩,三十年,两府大臣四十余人。……其进也,不固进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终退也,俄而又进矣。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计偶乖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翻译: 据王夫之所论,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或大过已章(彰明也)而姑退之,或一冲偶乘而即斥之,……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王夫之所说是切合实际的。当时,臣僚们都知道仁宗这个脾气,所以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仁宗:“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非难。三人忠诚则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说。……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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