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史之乱的趣闻
据悉，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的人竟然是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关于安史之乱的趣闻，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关于安史之乱的趣闻：
“安史之乱”爆发前，曾先后有三位高官向唐玄宗说过安禄山会谋反。据《旧唐书》记载，张九龄因为讨厌安禄山的“狡黠”，所以告他“面有逆相”且有“狼子野心”;王忠嗣因为李林甫对自己“日求其过”，于是告他的亲密同伙安禄山日后“必反”;杨国忠因为担心安禄山与自己争夺相位，因此多次“上前言其悖逆之状”。
在古代，把“谋反”的帽子强扣在别人头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政治斗争手段。在个人喜恶、个人利益、个人权欲面前，无论是风度翩翩的张九龄，异常奸诈的李林甫，还是粗鲁霸道的杨国忠，都把颇受皇帝宠爱的安禄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都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他们的说法均属主观臆断和恶意诬陷。
其实，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的人是李白。天宝十一年(752)十月，李白在游历途中去了一趟范阳，即幽州，也就是安禄山的大本营，亲眼目睹了安禄山的嚣张气焰，客观地预见了安禄山谋反的必然性。离开幽州后，李白写了一首诗，题为《幽州胡马客歌》，诗中的“胡马客”暗指安禄山，“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写出了安禄山的飞扬跋扈，“疲兵良可叹，何时天狼灭”则道出了自己的忧国之思。
李白之所以有这种敏锐觉察和正确判断，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其一，李白经过两次官场上的失败，政治警惕性有了进一步提高;其二，李白被“赐金还山”后身处局外，更容易清醒地认识问题;其三，李白与安禄山都具有胡人血统，更容易洞悉同族人的心思。流放夜郎遇赦后，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也回忆了当年他在幽州的所见所闻。“戈”和“鋋”均为古代兵器，李白用一句“戈鋋若罗星”，犀利地揭露了安禄山跃跃欲试的狼子野心。
对于如此重要的军事情报，李白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密奏皇帝。应该说，李白有难言之隐。当时，安禄山正红得发紫，昏聩的唐玄宗对他百般信任和恩宠，连御史大夫和当朝宰相都扳不倒他，李白一个被谗逐的文人，所说的话又有多少分量呢?再者，王忠嗣、杨国忠因为说过安禄山的坏话，一个被贬职，一个遭白眼，如果换了李白，恐怕只有被砍头的份了。所以，一句“心知不得语”，反映出了李白当年心存畏惧、有话难诉的矛盾和尴尬。
把话放在心里面，把预见写在作品中，是李白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此后，李白继续他的游山玩水，继续他的求仙访道，甚至想用“栖蓬瀛”的方式来避世。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后，剑法高超的李白不但没有投军报国，反而和普通百姓一样选择了仓皇“南奔”，甚至认为“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国难当头，李白这一系列退撄逃避的做法，既反映了李白在政治上的消极和绝望，也反衬出了“盛唐”表象下的昏暗和腐朽。
安史之乱的简介：
安史之乱，是唐代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造成唐代藩镇割据。
由于发起叛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三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走投无路，于林中自缢，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基于迅速结束战争的考量，任命安史余部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薛嵩为昭义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当时唐室为了早日结束战事，不惜招抚安史降将如李怀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节度使，允许其保留所据地区与兵力，于是藩镇(方镇)数量激增，全国各地均置节度使。而安史叛将的旧有军力得以维持，因此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的问题。如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李宝臣据成德、李怀仙据范阳，皆领节度使之职，即河朔三镇。当时方镇表面上臣服于唐室，但事实上却割据一方，使唐帝国陷入分裂的状态，当中以河朔三镇为甚[7]。此一割据状态可谓一直维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国。唐末年，宣武节度使朱温带兵进入京师长安，控制唐室。其后当朱温废唐哀宗，建立后梁，自立为帝，全国各地随即各自独立。
安史之乱之影响也包括促使长安、洛阳的衰落与中国政治重心的转移。自秦汉、隋唐以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带均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乱后，因战乱持续而残破不堪，李庾《东都赋》描写安史叛军“杀人如刈，焚庐若薙”;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皇朝均不再定都于西安或者洛邑。
财经上，华北经济因此而残破，经济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经济地位。历时七年零二个月的战乱主要蹂躏黄河中下游这一唐代人口最稠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生产大受破坏;相反，安禄山军队虽也曾想攻打江南，扩张势力范围，但唐室因许远、张巡等名臣死守睢阳，使南方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战乱的摧残，南方得以保全。南方因大量北方人民南逃，为南方带来劳动力，使江南的经济则日益发达，最终其经济规模凌驾于中原之上。
唐室为了平乱而向外族回纥借兵，回纥自持凭平乱有功，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连年的侵扰边境，唐的声威至此沦落，天可汗制度无法维持。原本隶属于唐朝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时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