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主义的王明生平介绍
左倾主义的王明生平介绍
王明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王明(1904—1974)，原名 陈绍禹(陈绍玉)，字露清，安徽省 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县)码头村人。家庭出身贫民(一说小商人)。自幼聪颖，有深厚的旧学基础。1919年夏进入与其家乡邻近的 河南省固始县陈淋子镇志成小学学习。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受到进步师生的思想熏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夏，在家乡金家寨联络在外地学习回乡度假的学生，成立“豫皖青年学会”。同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
1925年6月，在 武昌积极参与支持 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是年10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宣传干事。11月，去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努力，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 米夫赏识，进入这个直属斯大林的小团体。1927年2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译。中共六大，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 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了翻译。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后，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所谓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永远的 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而联共中央和 共产国际，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反对他们的除少数几个工人外，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 西伯利亚作苦工的处分，也使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如瞿秋白的三弟 瞿景白。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是 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 李立三。
1930年年底，王明带头， 罗章龙、 王克全、 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这时 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 瞿秋白、 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却一步登天，在苏联的扶持下，从一个普通的党员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政治局，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而米夫也达到了控制、操纵中共中央的目的。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 秦邦宪(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王明(1904年-1974年)原名陈绍禹，安徽 金寨县人。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 五卅运动中加入 中国国民党。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任教。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是王明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系统的 马列主义教育使王明的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唯圣”、“唯书”的思想和学究与背诵式的学习方式，使王明学会一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教条化的本领;共产国际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永远支持他们的行动，所以将王明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宗派从这里孕育。在这期间，他又在 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 教条主义严重。
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极端亲俄思想的文章。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 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 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康生等人的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二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但长期留居苏联，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攻击中国。
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 莫斯科，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 新圣女公墓。
延伸阅读：中共在1937年后对王明的评价一直采取否定态度，特别是在 毛泽东时代，王明基本上完全以 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现。他被广泛认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间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共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上，先是推行 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 宗派主义”。同时，他又被认为在1937年到1940年期间犯了对国民党的“ 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片面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忽视了对群众的积极发动和中共的独立自主性。
21世纪以来，社会对王明的评价有了新的观点，认为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间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原因。对于王明在1937年到 1940年的行为，中共称为“投降”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并没有投降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实际行动。更有一些学者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方针和基本原则上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