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是怎样的

　　引言：土地制度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之分。广义的土地制度是指包括一切土地问题的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因土地的归属和利用问题而产生的所有土地关系的总称。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规划制度、土地保护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等。

　　赋税是中国古代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是统治者为维护国家机器运转而强制征收的。赋税制度是随土地制度或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含义很广泛，一般包括：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以成年男子为依据的徭役和兵役;其它苛捐杂税。现代中国的赋税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并在“统一税法，公平赋税，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税制思想指导下规范了税种，形成了五大类十八个税种的较为合理的税制体系。

　　那么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是怎样的呢?小编给你讲解讲解

　　西周“国”、“野”的“公田”与“私田”

　　周族灭商前，已经进入了早期奴隶社会，她有着明显的公社残迹现象①。周族灭商后，由于采取了让被征服者商族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的方式进行统治，因而商殷社会中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也就得以延续下来。西周时期有“国”、“野”之别，“国”中和“野”里虽然都有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但其中的“公田”和“私田”的存在形式并不完全相同。

　　居于“野”里的多是商、夏族，周灭商后，她们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几乎原封不动地沿存了下来，因而“公田”和“私田”在空间上是明显分开的。“野”里的公社农民除了耕种自己的“私田”外，还要助耕“公田”，即如《孟子》所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种助耕“公田”的做法，在古代文献中称之为“助”或“藉”，所以《孟子》曰：“助者，藉也”。关于孟子所说的贡、助、彻，历来论者多说它是夏、商、周三代不同的税制，但是，细读《孟子》原文，我们可以看出它是指的西周时期夏、商后裔和周族公社农民所在地域内三种不同的剥削方法而说的。不然的话，孟子为什么既说“殷人七十而助”，又说“虽周亦助”呢?既说“治地莫善于助”，又要一个不到五十里的小小滕国，“清野九一面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均见《孟子·滕文公上》)，即既用助法，又行彻法呢?其实，西周时期“野”里所实行的“助法”则是随同商代公社一起残留下来的。由于当时“野”里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上的收获物归国家，“私田”上的收获物则归公社农民所有，所以，西周时期的公社农民为其国家即奴隶主贵族耕种“公田”以代租税。这就是《周礼·考工记·匠人》郑玄注所说的“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当时的土地由于是国有的，因而地租和赋税也是合一的。那时的公社农民在“公田”上所付出的代价，既代表了赋税，也算是向国家缴纳了地租。所以，《礼记·王制》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可见，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之剥削“野”里公社农民，主要是通过“藉”而不是“税”。

　　西周时期“野”里的公社土地是要定期分配的。这种办法，在先秦古籍中称作“换主(土)易居”或“田①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能独乐，?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土)易居，财均力平。”这里所说的三年换土，同时还要易(换)居，正是以公社土地公有为基础的一种分配制度。这里的土地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每年都有相同面积的土地可以耕种。为了使“肥饶不得独乐，?埆不得独苦”，三年重新分配一次，以便达到公社农民的财力均平的目的。由于上田、中田和下田的土质肥饶不同，也不在同一地区之内，所以换土之后，也就必然要易居，以便耕作。《周礼·地官·均人》职所说的“三年大比，则大均”，就是说的三年比，对地政、地守、地职、力征作一次全盘的调整，当与这种换土易居有所联系。可见何休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钧，谷禄不平。”这段话孟子虽然是为了推行仁政而说的，但他说古代为了实行井田，为了定期重新分配土地需要划分经界，并非没有根据。《礼记·月令》说，每年正月要修整土地的封疆经术，“农乃不惑”，以及《国语·周语上》把“修其疆畔”作为耕种前的一件重要事情，便可证实。西周时期“野”里的公社土地，最初是每年“均田”①一次，接着“三年换主(土)易居”的情形，与恩格斯在《马尔克》一文中所说日耳曼人最初是一年重新分配土地，接着是三年、六年、九年或十二年分配一次的情况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