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后期东晋历史简介(2)

　　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在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其中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主的门阀对北伐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东晋时曾进行过多次北伐，在其中也不乏名将的指挥。

　　西晋灭亡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民族的统治者，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一带先后建立许多割据政权，连同汉族所建立的政权，较重要的有十六个国家，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

　　从北方南迁的人民时常怀念家乡，因此一些有志之士多次进行北伐，希望能够收复北方的国土。祖逖是东晋率先北伐的将领，他曾经率军收复黄河以南地区，但由于东晋内部出现纠纷，朝廷又担心他北伐成功后威望太高，结果没有给予支持，以致功败垂成，忧愤而死，曾收复的土地又被胡人重新占领。

　　继祖逖之后，又有桓温三次北伐，曾一度收复洛阳，他屡次请求朝廷把都城迁回洛阳，但遭到大族的反对，东晋君臣又怕他权势太大，难以控制，因而无法实现。

　　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氐族所建立的前秦，在苻坚时任用汉人王猛为相，强大起来，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383年，苻坚率军南下，声势浩大，企图一举消灭东晋，于是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

　　公元383年，前秦南下，东晋面临空前威胁，在宰相谢安的运筹下，谢石、谢玄率北府兵大败前秦军队，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立即使其弟进军北方，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东晋北伐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淝水之战到北伐时期的南北形势图，图中黑线为淝水之战之前双方实际控制区域分界线，红线为北伐胜利到谢安去世时期的双方实际控制区域分界线。

　　东晋时，谢石、谢玄败苻坚于淝水。淝水之战发生在淝水之上，八公山之下，安徽寿县古城。作肥水，源出肥西、寿县之间的岭。前秦和东晋的淝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留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投鞭断流等成语。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北方大乱，再次陷入长期分裂的状态，胡人无暇南侵。东晋以弱胜强，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安于江东

　　自晋怀帝从祖弟琅琊王司马睿迁镇建邺后起，王氏—司马睿政治集团开始对中原播乱的京都洛阳及长安流亡政权作壁上观，表现出极度消极的小富即安的心理。曾参与、目睹八王之乱权利分配的王马集团，多少延续着各王角逐权利的争斗，实际上深受原东海王势力影响的司马睿也不可能会祛除司马氏唯权是图、不顾手足的阴暗心理，以此主观上了决定琅琊王勤王中原、关中的虚伪性。司马氏、王氏尚未立威信原东吴士族，客观上决定该集团也不可能尽心尽力地发兵中原与匈奴汉军交战，何况有冒险之虞，所以表现为偷安于江东。

　　东晋十六国形势司马氏、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东晋代表的是皇族和侨流士族、吴姓士族利益，鉴于八王之乱的权斗影响，东晋不但无心发兵勤王中原挽救晋室江山，更难采取挽救中原人民于生死攸关的强有力北讨。东晋中后期，桓氏、刘氏围绕皇权的重新分配进行了有偿的北伐，是不彻底的，注定了桓温、刘裕系列北伐终究以失败告终。东晋以及后来的宋齐梁陈这些南朝国家，虽然都进行过北伐，但是其最终都没能统一全国，这是因为当时南朝的军队力量较北方弱，虽有胜利，但这一基本情况没有变化，第二，南朝上层社会主要是士族，生活腐败，有兵但却无将。第三是，整个南朝社会，上至士族下至普通百姓对北伐都不感兴趣，注定其不能统一中国。

　　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使之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习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中国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习惯的多民族国家。

　　治国安邦

　　东晋朝的开始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算是较为安静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307年，晋怀帝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司马睿有了这个职位和地盘，来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来，成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势力。316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317年，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318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宗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长江流域建立起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自东晋至陈亡约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淝水之战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洛阳名士多在黄河边宴会)换了长江边!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说，扬州士人现在还没有人做到郎官，荆州和江南士人做京朝官的一个也没有。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强族周，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伧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渊受伧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就在晋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显出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陈頵给王导信里说，西晋朝所以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选拔贤能，共谋中兴。王导不听他的劝告。陈頵看到王府官属，贪图安逸，不管职事，写信给晋元帝说，现在官员都继承洛都积弊，看来前车覆了，后车还不知警戒。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頵屡发正论，被名士们逐出王府去做郡太守。陈頵的劝告和被逐，正好说明东晋政权是一个怎样腐朽的政权。

　　318年，晋元帝改称晋王为晋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晋元帝三四次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因为姓司马有权被推为皇帝，其他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选用自己亲信人也不能无顾忌。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是司马氏势力远不敌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的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平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皇帝来维持这种平衡。

　　晋元帝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话，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逖，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313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逖军纪律严明，得广大民众的爱护，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晋元帝给祖逖镇西的称号。321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戴渊做征西，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已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当时王敦和晋元帝对抗，东晋内乱势必爆发，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成病，就在这一年死去了。晋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对自己的帝位不利，却不想想专和臣下在内部计较权利，自己原来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将愈益缩小，对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这样的一个庸人。

　　河西走廊是中国古代西部一条重要的交通晋元帝登帝位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暗中作军事布置。王导被疏远，仍能保持常态，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刘隗、刁协反陷于孤立。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夺。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322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晋，刘隗等人战败，王敦攻入建康。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他的篡夺野心，只好退回武昌。323年，晋元帝忧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老迈已无野心，然部署皆以为有机可乘，加紧谋夺帝位。324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发兵谋讨王敦，王敦部署战败，王敦不服，带病领兵来攻建康，被晋军击败。王敦病死，谋夺帝位的战争告一结束。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么，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

　　东晋朝在399年农民起义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本质上无非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反复表现。

　　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间的矛盾，当然是严重的。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继续。首先是用人，“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和西晋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人民的痛苦，从这两句话里也就可见一般了。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听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的首辅，应该让吞舟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考察官都追悔自己不该说话。这说明有势力的人做了任何不法事，王导连听也是不愿意听的。扬州设立侨郡县，收容北方逃来的民众。他们不愿意屈服在非汉族的统治之下，背离乡土，流亡到南方，可是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321年，晋元帝下诏：中原良民遭难在扬州诸郡当奴隶或佃客的人，免除他们的身份，奴隶改充兵士，佃客改充运输兵。戴渊作征西，部下有奴隶改充的兵一万人。可以当兵的奴隶多至一万，当然还有老弱不能当兵和被主人隐藏的人，人数可能比当兵的人更多些，当佃客的人数也不会比奴隶少。这个数以万计的奴和客，都是有血气的中原民众，因为他们有血气，流亡到南方，却被士族强迫作奴客。这自然也是王导连听也不愿听的一件小事，但东晋人民所受压迫的严重，从这件小事里可以推知了。东晋民众对统治集团是不可能有好意的，不过它终究是汉族政权，民众希望它抵御北方非汉族统治者的来侵，更希望它能北伐。因此，后来想打破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从而夺取东晋帝位的人，总是借北伐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晋元帝晋明帝在位共九年(317年-325年)，在上述情况下，东晋朝算是确立起来了。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农民起义，共七十四年(326年-399年)，情况同开始的九年区别不大，东晋朝也就像开始的九年那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

　　王导保持安的方法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各自满足他们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扬。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327年，野心家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寿春(后改称寿阳，安徽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329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庾氏势力不得专擅朝政，转移到上游，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庾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有了东晋朝重要领土的一半。345年，庾翼临死，让他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东晋朝廷不允许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东晋朝又出现篡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