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的后方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是如何整顿后方的?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二战时期日本的后方历史，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二战时期日本的后方历史：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炮制了一套战争的说辞，以便争取公众舆论对国家努力的长久支持，并向亚洲人民说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不足为奇的是，对日本战争目的的阐述吸收了早先近卫内阁用过的辞藻：日本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亚洲而战;西方是“不道德”的——有钱有势的、种族歧视的、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包藏“膨胀的野心”，如天皇的宣战诏书所言，是想“称霸东洋”。
日本的使命，用偷袭珍珠港数小时之后，内阁通过的一项政策声明中的话来说，就是发动反对西方的“圣战”，解放亚洲殖民地的人民，使“所有国家和民族处于和平之中”，为了确保人人都能理解其意图，1941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宣布了在中国和太平洋进行战争的新名称：“大东亚战争”。
为了保证日本人民都能了解正确的言论，官员们加紧监督大众媒体，对政府审查官员来说，幸运的是大多数记者都愿意合作，尽可能突出战争新闻，搜罗那些国内消息，使之符合1942年内阁发布的指示：使每一条新闻和每一个广播节目都“与国家目的保持一致”。
几年后，全国性日报《朝日新闻》的一名通讯记者回忆，他的同行编辑比他在中国前线当陆军时所率领的士兵还要有“侵略性”和“好战精神”，其竞争对手《读卖新闻》的一个工作人员则回想起他自己的往事，他曾经连续几天拜访战死者家属，希望能发现特别生动的故事，关于悲恸的母亲和理想主义的年轻士兵的英勇事迹。
尽管如此，狂热的国家权威人士还是不能容忍某些新闻报道，它们暗示人民对经济统制不满，谴责国家政策的失误，以及隐含着悲观主义的东西，不悦的官员们可以采取几种随意制裁的方法，从审查专门的报道到停发攻击性的刊物，解雇不听话的记者和播音员。
日本出版协会是控制杂志和书籍出版者的机构，它拒绝把纸张发给《中央公论》月刊去印刷1943年的7月号，因为这家期刊登载了谷崎润一郎的连载小说《莳冈四姐妹》(即《细雪》)的前两章，年轻时的谷崎润一郎曾经对描写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的浮世绘大加赞赏。
20世纪20年代，他已成为日本的文学大师之一，西化和近代化的熏染成为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在“大东亚战争”的严酷考验中，政府的审查人员认为《莳冈四姐妹》是“不相干的”和“消极的”，因为它关于“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伤感”情节无助于推进战争成果，而我们知道，直到今天《莳冈四姐妹》仍然是日本文学的一部经典。
一年后，新闻检查机构对有“共产主义者”嫌疑的编辑进行逼供，在这个过程中奸污了一名妇女，杀害了《中央公论》的两名男雇员，之后强迫《中央公论》和《改造》这两份日本杂志中的“无可匹敌的双星”“自行”解散，这种由国家发动的残暴行为，并非独一无二的事例。
1944年早些时候，《每日新闻》的一名记者把东条英机的军事策略贬损为“不科学的”，结果“剃刀”下令开除编辑，并亲自安排征召这名不幸的记者入伍，还把他送往马上就要上前线的部队。
为了建立基础广泛的公众支持，几个政府机构成立了群众组织，最终几乎吸收了所有日本人来支持战争，1940年11月23日，如今已成为“勤劳感谢日”，政府把“产业报国联盟”改组为“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在内务省的指导下，新的“产报”(即“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竭力确保工人们彻底了解完成生产指标的必要性，并愿意承受为此必须付出的牺牲，尽管这种牺牲已经随着劳动人口征用比例的上升而越发严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产报”的代表们向每家工厂、每爿商店分发政府宣传品，组织演讲、集会和小组讨论来解释日本的战时目标，为了争取职工的合作，建立更和谐的工作场所，“产报”的所属企业介入工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成立了所谓的综合合作社。
于是，“产报”除了以超出配给量的酒和大米奖励勤勉的工人之外，还经营消费合作社，赞助储蓄计划，执行健康保险项目，并成立有关工人的家庭和法律问题的咨询中心，在种种鼓励下，“产报”的成员剧增，从1940年的大约350万人上升到战争快结束时的640万人。
内阁以产业报国会为榜样，敦促全国几乎每个职业和行业都成立了“报国会”，农民加入“大日本农业报国联盟”，作家加入“日本文学报国会”等等，这些新组织中比较突出的有“大日本妇人会”。
1942年2月2日，当局把“日本联合妇人会”及其他战前成立的争取选举权、消费者权益和节制生育权等的妇女团体合并，成立了“大日本妇人会”，20岁以上的单身女子和所有已婚妇女都必须参加这个新的群众组织，到1943年，“大日本妇人会”已经拥有近1900万名成员，用该会会长的话来说，她们组成了“一支组织起来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大军，一支大日本妇人的大军” 。
更具体地说，“大日本妇人会”安排会员为出发的士兵送行，立誓舍弃金银珠宝而举行简朴的结婚仪式，去战地医院洗衣服，相互传授食品营养价值方面的知识，每月一次尽职地为她们的孩子准备一顿“旭日盒饭”，即在白米饭当中放一颗红色腌梅以象征日本国旗的饭菜。
至于军队，他们努力争取把日本各地原有的青少年团体合并成“大日本青少年团”，该团于1941年1月16日成立，成员为10岁至25岁的男性青少年，其人数很快达到了1400万，一开始，这些年轻人继续开展和以前一样的自发活动，如修建乡村公路和学校等。
在军事人员的监督下，他们也抽时间一起看电影，参加周末体育竞赛，以及其他加强年轻人和国家官员之间联系的娱乐活动，“珍珠港事件”之后，政府通过举行集会、组织游行、鼓励四邻参加报国活动等，进一步动员青少年团去鼓励人们支持战争。
内务省对这些新的群众组织感到不安，唯恐可能削弱他们对公民的权力，内务省的官员都是谙于官场搏击的人，1940年3月他们就控制了“大政翼赞会”，1942年春，他们说服内阁让大多数报国会加入“大政翼赞会”，1943年秋，青少年团也跟着加入，到这时为止，内务省也已经把大约130万个町内会并入了“大政翼赞会”。每个会(平均12户左右)经1940年9月11日的一个政令批准(这一天发布了《关于部落会、町内会、邻保班、市町村常会整顿纲要》。——译注)，都应该“促进人民的道德训练和精神统一，协助所有国家政策的实施”。
“大东亚战争”开始后，内务省让相邻团体负责分配食品和服装的定额配给券，传达政府指令，销售战争公债，组织当地民防，集体收听说明国家战争目的的特别广播节目，监察成员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其他无数意在凝聚团体精神和把国家的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义务。
到战争中期，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内务省已成为统治权威的象征，几乎所有日本人都隶属于一个或更多的“大政翼赞会”报国会，然而，无论“大政翼赞会”在动员全国民众和培养团结、奉献的民族精神方面取得了何种成就，它从来没有扮演过像德国纳粹党那样的角色，“大政翼赞会”没有成为大众政党，也没有取得制定政策的职能。
此外，内务大臣总是不得不和国家的其他政治精英分享权力，尤其是东条英机和海陆军，整个“大东亚战争”时期，明治宪法规定的多头政治体制一直保留不动，虽然如此，战时的日本领导人还是造就了一个政府权力比以往更全面深入的全民防御的国家，他们也成功地以在其他地方几乎看不到的规模，把人民聚拢在战争努力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