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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不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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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发生过一次洋女逛街事件,几乎让鸦片战争提前了10年开战。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鸦片战争不为人知的历史,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鸦片战争的简介: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语:First Opium War;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清朝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是满清和英国就英国向满清走私鸦片引发的一场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商人在中国广东海域走私鸦片二十多年不止日盛,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东强行销烟,中英矛盾逐次升级,而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由此签署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赔款外,将香港岛永久让予英国,并使英国得到领事裁判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语:Second Opium War;法语:Seconde guerre de l'opium)是1856年至1860年间发生于中国本土,英国与法国趁中国太平天国暴乱之际,以亚罗号事件及西林教案事件为由,联手进攻清朝政府的战争,又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英法对华远征”或“第二次英中战争”。因为这场战争被中国方面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所以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中,沙俄在出兵后以“调停有功”为名,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今没有归还,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

  鸦片战争不为人知的历史:

  道光十年(1830)10月4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层之一)师偕同几个外国女人从澳门来到广州省城,坐着绿呢小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商馆。此后,一连几天,在师夫人带领下,几个穿戴时尚的外国女人坐着绿呢轿,到处观光。谁能料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们竟然成了一场外交风波的主角儿。

  因驱逐“番妇”引起刀兵相见

  “番妇”(晚清官方资料中对西方女性的蔑称)如此招摇弄得满城风雨,官方震惊。因为夷人私带家眷入广州,以及私自坐轿入商馆,都是中国官府曾明文规定禁止的。于是,中国政府责成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亲自过问,并令外商退回澳门,不许在广州省城停留,同时禁止夷人乘坐肩舆(轿子)。

  一场轰轰烈烈的外交交涉活动就此拉开序幕。当师收到中国政府发来的公文时,并不领会中方提出的交涉;而英国商人雅各等,也拿着商行通事翻译的汉字禀帖,亲自跑到靖海门外呈递,表示外商留在广州商馆,如果不准携带家眷,实属不人道。李鸿宾对洋商的抗议申诉禀帖也不加理睬。最后事态发展成刀兵相见——中方通告:如两三天内,师仍不遵命将夫人送回澳门,将派官兵进入商馆,实施驱逐。

  对此,外方派出水兵百余人,携带轻便枪炮,午夜在商馆码头登陆,实施布防,保护商馆。

  就这样两相对峙,“番妇”问题使中英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把事态弄僵。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激化,难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洋行商人出面做输导。最后,还是英方先让了步,向清政府报告了派兵保护商馆的原因,并说如果中国官方肯保障商馆安全,水兵和枪炮自当撤去。在得到李鸿宾的保证后,英国水兵撤回到兵舰上去了。

  水兵撤了,但师夫人以照顾有疾病的师为理由,并没有立即回澳门,等玩够了,才动身回澳门。

  乾隆锁国只许英商在广东贸易

  为了开拓贸易,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英国的第一位“中国通”,开始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这位英国人在广州贸易多年,通晓汉语,熟悉行情,汉语名字叫做洪任辉。他偕同公司大班汉森,乘船直抵浙海关宁波口岸。宁波在康熙年间是开放的口岸,后来因海岸滩浅水急和商人资本薄弱,被英商逐渐放弃。英船久不北上,此时忽然闯入海滨要地,乾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

  为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不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关税,让外商无利可图。奇怪的是,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英国商人,不久,乾隆得到信息: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

  为处理浙江海关事宜,乾隆帝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杨应琚接连上了两份调查报告,认为浙江不比广东有虎门之险可守。浙江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扬帆就可以直达腹地。奏报中不无担心:洋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商港,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乾隆当即朱笔批示:“所见甚是。”然后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这就是给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一口通商”上谕。

  接下来,英国商船在浙江被逐,清朝沿海官兵处处设防,英商不得不按照老规矩回到广州。但是,事情并未了结。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一艘三桅小洋船“成功号”出现在天津大沽海口,英印公司派洪任辉北上京师,向清廷控告粤海关腐败勒索和广州洋行垄断贸易,并请求开放门禁,自由贸易。

  一个西洋人胆敢跑到天津来告大清帝国海关的状,这让乾隆感到十分震惊。他召开军机大臣会议,决定派遣京官将洪任辉从陆路押解回广州,福州新柱从福建省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一起在广州会审。

  这场洋人控告案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50大扳,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查办、抄家流放,洪任辉以“沟串内地奸民,违例别通海口”罪,被遣送澳门圈禁3年。

  大清规矩:“番妇”不准进广州城

  洪任辉案结束后,清廷便把外商作为重点防范对象,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了一个“防范外夷”的规章,并得到了朝廷批准。其中一、二款,都是限制外商的行动和私生活的内容。

  广州开埠之初,洋妇就和枪炮一样被拒之城外。当时远涉重洋而来的西洋妇女都暂时生活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开始,两广总督准许“番妇”居住澳门,厉行对外国妇女的查禁制度。

  是案子总得有个了结。当事人师夫人走了,师也回了澳门。朝廷只好找相关人来说事,于是,那个送绿呢小轿给洋人的谢五做了替罪羊。

  11月初,谢五被传拘监禁,罪名是:交结夷商,私送绿呢小轿。最后,总督李鸿宾与巡抚朱桂桢合议,结案: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示惩罚。

  待李鸿宾等人把审判结果奏上报行,朝廷认可了,但谢五也已在狱中瘐毙了。

  而后,李鸿宾等联名同拟8条关于夷务的章程上呈,除过去已有之外,特意将禁止“番妇”住馆、夷馆坐轿和偷运枪炮入省等3项明确强调加进。道光皇帝同意了。

  实际上,师夫人一案的处理,已使英国人摸清了大清帝国地方官的底牌。

  过了3年,即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贸易垄断权结,专门设立了驻华商务监督,派律劳卑来粤,大班改为夷官,中、英之间一度发生严重纠纷,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番妇”事件也成了英国商人煽动反华情绪的口实之一。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可以“带家眷”寄居通商口岸的条文被明确载入《南京条约》。

  从此,大清帝国的街道上,常常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番妇”招摇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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