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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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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 (1892-1978),四川省乐山人,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郭沫若的人物生平,欢迎大家阅读。

  郭沫若的人物生平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

  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

  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不久拜见汪精卫。

  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无耻文人

  “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官方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他有仨老婆,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害女孩子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共产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__时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民间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二者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让人们重新翻开历史的瞬间,来审视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及其带来的警示,才恍然大悟:郭沫若,原来是一座中国无耻文人的“丰碑”!

  中国著名文学家沙叶新在其“粪土当年郭沫若”回忆说: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贲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D和G家领 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藉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旦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人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__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郭沫若在1969年“__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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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沫若一生抛弃了几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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