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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之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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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礼议是指发生在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到1539年(嘉靖十七年)间的一场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在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原因是明朝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其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大礼议之争的过程,希望对你有用!

  大礼议之争简介

  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后,统治阶级内部在皇统问题上的政治论争。“始而争考﹑争帝﹑争皇﹐继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

  实质是世宗通过议礼之争,打击杨廷和等先朝阁臣和言官,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推行新政。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开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在嘉靖年间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礼议之争过程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长子为朱厚熙,生五日而夭,嘉靖四年追赠岳王,谥怀献)。明宪宗生十四子,长子为明孝宗,次子为兴献王。弘治七年,兴献王前往其封国安陆州就藩,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献王邸[1]​。

  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此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张氏与大学士杨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师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摄理国政,根据<皇明祖训>中所说的“兄终弟及”的原则,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京师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许其私谒。)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

  武宗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武宗起草遗诏,这时却被朱厚熜利用,成为迫使杨廷和改变立场的利器。 因为遗诏的内容是以武宗的语气表示:“皇考孝康敬皇帝亲弟兴献王次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未采纳群臣拟定的“绍治”年号)。

  四月廿七,朱厚熜下令群臣议定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王(汉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60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对世宗而言,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年方十五岁的朱厚熜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朱厚熜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认为朱厚熜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朱厚熜见此奏章后大喜,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朱厚熜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

  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无奈之下,勉强同意称父亲为“兴献帝”,母亲为“兴国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两人得以宣诏入京,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并迫使杨廷和辞职,而其他反对者都被下狱、贬官夺俸。以张璁和桂萼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在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

  大礼议之争影响

  经了三年的大礼议,最后以君权的高压结束,朱厚熜已经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一意独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会下狱廷杖。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了朱厚熜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

  大礼议使得杨廷和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过撰写青词起家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治风气日益败坏。

  大礼议对历史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嘉靖皇帝以旁支小宗入继大统,内心深处实际上隐藏着难言的自卑感和不安。杨廷和等人的“继嗣”论萦绕在他的心头,必须制服群臣才能树立严威。自卑心理转化为刚愎、猜忌、横暴、独断,处处标新立异,时时戒备群臣,千方百计树立威权。

  经过大礼议,在理论和礼仪上终于为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在权力上终于独揽乾纲,威慑群臣。除强化了皇权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议礼,因此干扰、冲击、扰乱了政治、经济的进步性改革;由于只要顺着嘉靖皇帝的意愿议礼有功,便可飞黄腾达,甚至一跃而为巨卿宰辅,因此酿成谄媚之风;由于议礼两派党同伐异,势不两立,因此酿成党争之风。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败,因此史家说“吏治繁伪,兵政窳(窳,瘦弱;懒惰)惰,民力虚耗,亦由是始”。

  大礼议之争评价

  明帝国是个皇权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权柄,文臣在“大礼议”中和皇帝斗争,没有成文法可援引,只能从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论支持。可是这些“案例”的结果并非完全一样,所以皇帝和文臣双方都从历史上找对自己有利的“判例”。

  大臣们认为自己的主张合乎礼制,可他们的说法也矛盾百出。就大明一朝,就有很多不合规矩的做法。比如永乐帝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争夺侄子孝文帝的皇位,他进了南京还假惺惺对方孝孺等人说他是要做辅佐成王的周公,只是成王被烧死了,他这个周公只好自己做皇帝了。朱棣这个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即使孝文帝死了,他的儿子还在,可朱棣和他的子孙把孝文帝的儿子圈禁了半个多世纪。“礼制”只是表面文章,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手中的暴力。说白了,有关礼制的争议,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朱棣在自己的大哥朱标这个长房还有男性后代的时候,就敢自己做皇帝,并认为皇位是老爹朱元璋传下来的,自己可以坐。而嘉靖帝即位时,伯父孝宗已没有男性后代,他为什么就不能直接继承,非得给伯父做儿子,拐个弯才有资格入承大宝呢?

  嘉靖帝和文臣们各执一词,谁都有理。对这场争端,没有一个站在第三方的、公允的裁决机构来裁决,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嘉靖皇帝赢了“大礼议”是很正常的事情。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尽管皇帝赢了,但当时和后世不服气的很多,那是因为在这场争执中,嘉靖帝既当了运动员,又当了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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