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发动西安事变(2)

　　波诡云谲西安城

　　当年蒋介石认为，西北的局面还可控，有信心继续对共产党进攻，所以他又来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还没有下决心抓蒋，1936年10月之后，杨向张提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可以利用蒋来西安的时候，抓住他，“张学良一听傻了，半天没有吭气，沉默了。”

　　“杨虎城马上说我说说而已，张学良马上表态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出卖朋友。”于是此事被暂时搁置。但是1936年12月，蒋介石又来了，杨虎城正式跟张学良谈了，“这一次不能让他再走了”。

　　原定12月6日由东北军在交通沿线控制蒋介石，然后押到秘密地点，由十七路军解决城里的中央武装力量——这是张杨原定的计划，“说好了上午行动，中午应该抓完。杨虎城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也没有消息。”

　　于是去问张学良。

　　“张学良说他上午接了一个电话，听说何应钦也要来西安参加这个军事会议，等他们来了一块儿去抓。”

　　12月9日，西安学生游行，警察开枪，蒋介石下令如果学生去临潼请愿，格杀勿论。张学良的责任是劝学生回城，“说你们再往前走就要流血。”但学生说我们身上只有鲜血了。

　　杨瀚说，“张学良被感动了”，于是哭了以后他就表了态，“一定在一个星期之内用实际行动给你们一个回复。”

　　后来有了所谓的哭谏，结果张被蒋骂了出来。

　　12月9日夜，杨虎城招待南京大员看戏。在戏园子，杨突然接到电话说请他马上回总部，部属报告，发现孙铭九带着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军人朝临潼(蒋介石驻地)方向去了。“他们分析说是孙铭九去抓蒋介石了”，杨虎城说好，咱们要积极配合，全城大戒严。

　　于是西安城内一片肃杀。

　　“布置完了，杨虎城又回到戏园子，发现张学良又来了，还谈笑风生，杨觉得不对劲，不像有行动的状态，于是就故意让人把戏延长了好多，但是外面没有枪声。回到总部后，杨虎城得知，孙铭九说，“张司令怕学生晚上去临潼闹事，让我去沿途截学生了。”次日，杨劝张说，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张学良派专机将久经沙场的将领白凤祥和刘桂五调回西安，但他认为“捉蒋还是一个简单政治。”杨瀚觉得，张学良在当时并没有真正的全盘考虑，“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政治大博弈啊。”

　　“张认为蒋和他真的是像蒋说的那种兄弟关系，但是蒋事实上一天也没有把他当作那种关系。”

　　数十年后，蒋介石辞世，张送给蒋介石的挽联称“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有如仇雠。”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2月14日，南京方面派员来到西安，在西安外围，中央政府的部队开始推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西安城内部队的分化。但杨虎城当时心里还是很有底，“因为人在手里。”

　　但是张学良要送蒋回南京，杨瀚称，在此之前，张杨在是否放蒋、如何放蒋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张学良急不可待，非要25号就要把蒋送走。这其中有张的极端表现，还有宋美龄的作用。”

　　杨瀚在宋子文的回忆录中发现，张把自己和杨虎城争吵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宋子文和宋美龄。“这几个人一块儿在那儿密谋怎么逃出来。”“他把杨置于什么地位?”

　　第二天张给杨打电话，杨到现场后，“一看蒋介石已经在汽车旁边等着。如果杨当时表示强烈反对，那就得把张学良也扣起来，弄不好就掏枪了。”

　　回到南京后，张学良给杨虎城发了电报称“一切都好”，但是他也给蒋介石写了认罪书。“问题就复杂化了，首先承认了你有罪，而且我要处罚你，处罚你的部队，这样西安方面就要跟南京对抗。反对审判张学良，要求无条件释放张学良。”

　　当时如果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合力，再加上红军，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张学良还继续认罪，给蒋介石出主意，写了处理西安问题的甲乙案，他最早提出把东北军调到安徽和江苏，而且提出放杨出外(国)。”

　　西安事变，谁赢了?杨瀚的判断是：最大赢者是民族。

　　但是杨虎城的命运在此后发生了巨大转折。

　　命运之变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出国。“他整个部队、整个政治势力都没有了，从心理上讲有很大遗憾，又有很大成功感。为国家、为民族，这个事做成了，而且达到目的了。”

　　1937年11月26日，出国考察的杨虎城在他生日那天回到香港，见了宋子文。“宋子文对他做了安全保障，但是在骗他，所以杨虎城最后在香港说了一句话‘我们上当了。’”杨虎城被捕时，杨瀚的父亲还在西安读书，杨虎城身边带了他的小儿子杨拯中，随即其夫人谢葆真及警卫、秘书也被一同收监。“蒋介石折磨他，没有自由，逼着你投降，折磨的目的就是为了投降嘛。”杨瀚说。

　　1949年，蒋介石下令除掉杨虎城，“你杀他一个人还能说得过去，但是杀了他家人还有秘书、副官。”据杨瀚了解，“毛人凤给他的特务讲，这个事(杀杨)办完以后老头子非常高兴。而且很有趣的是杀完杨后，蒋介石给毛人凤和叶祥之(音)每人奖励大洋一万块，理由是处理大陆事情有功。没有说什么事，现在应该包括这件事。”

　　在此之前，杨虎城的家人始终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1949年12月，解放军进入重庆，事情才慢慢浮出水面。

　　杨瀚认为，现在台湾方面领导层还没有认可这一事实，“主要是敢不敢的问题，事实很清楚，台湾国史馆的军情局卷宗里有一个‘监杨卷’，有一个‘监张卷’，里面肯定有这些情况，毛人凤杀了杨，绝对不会把这个事口头汇报就完了。不光是文字，还得有照片，因为杀黄显声都拍了照了。”这两个卷宗，杨瀚并没有看过，但他坚持认为，“现在拿出的文件上写的戴笠批示入‘监杨卷’，所以对杨的这一案一定有，不会没有。”

　　1969年春节，14岁的杨瀚从父亲口中知道了杨虎城的事情。杨瀚的父亲杨拯民，抗战时期曾经与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同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两家人的关系在后代身上得到了延伸。杨瀚回忆，从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丧事到张学森女儿张闾蘅的事情，杨拯民无不多方尽心。

　　1999年，杨瀚踏上了去夏威夷探访张学良的旅途。

　　但是，见到张学良后，杨瀚发现，张对当年的故人故事似乎不想多谈。

　　“我很奇怪。”在杨瀚的概念中，中国大陆一直宣传“张杨”，而且这个事(西安事变)确实做得很漂亮，他觉得张与杨两个人应该是生死情谊。

　　“我当时理解，他糊涂了。但是他一百岁的时候讲话还很好。”杨瀚也没有多想，他觉得自己此行能够见到张学良，表述一下两代人的交情，够了。

　　但是张不愿多提西安事变的态度，总让他心里觉得异样，在此后的时间里，杨瀚慢慢开始探寻当年的历史，探寻祖父杨虎城的人生。

　　杨瀚发现，张学良后来的态度愈发与他此前的方向不一致。“他在1955年给蒋介石写了西安事变的回忆，这个很关键，把杨虎城怎么给他提出建议、怎么抓蒋这些都讲了。”在回忆里，张“承认自己无知，他那个时候有点儿怕死了。”

　　在软禁了几十年后，一段时期内蒋对张学良的待遇非常宽松，他可以随便看报纸、听广播，随便和那些管他的人一块儿玩，突然，这些“相对自由”又被禁止了，“他觉得可能要杀他了。”

　　这与杨虎城可能不太一样，杨瀚觉得，他的祖父“代表中国的民族主义，维护民族最大利益，不畏各种强权，勇于牺牲。”

　　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杨瀚对其祖父历史的追问，“很多人认为他们已经了解杨虎城了，但是我现在所呈现的杨虎城和原来不太一样。”当然，也有人认为杨瀚是在出风头。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当年5月，杨瀚致信连战，他表示，自己是为“一个忠党爱国的老党员，国家的二级，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就被秘密处决，殃及子女部属”而申诉，要求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昭雪。

　　杨瀚并没能得到公开的正式回应。不过不久在台湾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60周年历史文化图片展览中，设立了一个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专柜，杨虎城的形象60年来首次出现在国民党的展览中。

　　2006年，杨瀚致信马英九，希望他“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以21世纪政治家的魂魄推动为杨虎城平反。”杨更将此事上升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支点，“希望作为中国人你能够放下上个世纪积存的恩怨包袱。”根据杨瀚的了解，看到这封信后，马英九曾经向国民党党史人员了解过杨虎城回国与被杀的情况，但此后便无下文。2013年9月18日，杨瀚发出致马英九的第二封信，引发了舆论的众多关注。

　　但是杨瀚现在坦陈自己“对马英九不抱太大希望。”他始终认为，“杨虎城档案就在台湾军情局，但如果这样做了(平反)，对蒋介石是一种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