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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汤因比介绍

时间: 耀聪2 历史人物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叔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尔德·汤因比(1852-1883)。下面是历史学家汤因比介绍。

  汤因比(188—1975)是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学接受古典教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19—1955年,汤因比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他的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是一套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这部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

  首先,从时间上看,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入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汤因比认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的变化与生长之中。由此看来,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4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了,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16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5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1000年和800年。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9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入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入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汤因比显然是想用这种文明僵化理论补充他的四阶段理论,使其能够自圆其说。

  历史理论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但这一理论也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过分强调了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二是忽视了挑战应战过程中物质因素的存在。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汤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论硬套其他文明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指出仅用一个西欧模式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还应再加一个中国模式或犹太模式,并对中国的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汤因比的理论和体系中,也可以看到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潜意识和直觉的作用。但他仍然认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在对西方前途的解释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不同,他认为西方文明虽然发展到了顶点,但还没有理由说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将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西方人能否面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能否解决那些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种问题。这种比较乐观和现实的态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和西方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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