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的故事5则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国潘一生传奇而有趣，随之而生的故事也不少，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关于曾国藩的故事，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秦淮怀春燕

　　曾国藩平了太平天国后，坐镇南京，为了复苏地方经济，听从部下建议，决定把秦淮河的旅游业恢复起来。这十里秦淮，原是所谓“六朝金粉气”的销金锅，楼台画舫间，桨声灯影里，文人雅士，歌女名妓，把酒言欢，何乐不为?曾国藩手下一些官员早已按捺不住，又不敢贸然行事，于是便怂恿曾国藩前去“视察”。

　　曾国藩心知肚明，顺水推舟。首次，他碰到一个艺名为“少如”的艺妓。此女色艺俱佳，且颇聪慧，求曾赐副对联，以抬高自己身价。

　　曾国藩本是联对名家，区区一联，哪在话下，便拟用她的艺名“少如”作一嵌名联，免扫其兴。先书上联：得少住时且少住;

　　歌妓一看，所写并非自己初衷。未等曾国藩写下联，她便抢先进言，说妾愿替大人续下联，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曾国藩没想到一个艺妓竟然还有文才，自然点头称好。

　　这个少如续写的下联是：要如何处就如何。

　　曾国藩见了，不觉叹服此女的良苦用心。

　　曾国藩公务繁杂，自对秦淮艺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后，只要得闲，总要邀几个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吃吃花酒，听听歌曲，以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一次，他为一来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楼设宴接风，席间请了一个名“春燕”的歌妓唱曲助兴。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歌喉更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功力，曾等一干人无不为之倾倒。

　　后来，春燕为一富商纳为小妾，离开了秦淮，曾国藩再去，已是人去楼空。曾在怅然若失间，写出了下面这副《怀春燕》的对联：

　　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

　　对联把“春燕”二字分别嵌入上下联，伤别，怅惘，情真意切。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的另一面：他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圣不免俗

　　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

　　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

　　众人听了，一齐拍手。

　　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

　　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秀才)，家贫，办事还谨慎。”

　　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

　　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谀”，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力量。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é，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的另一面

　　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个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跳十级，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可谓一帆风顺。但是，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着两副面具。

　　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使他们几乎没有招架的办法。当时，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全部带走的。湘军入城后，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不可能再“报部备拨”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缴。但是，面对朝廷的命令，该怎么办呢?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朝廷当然是不相信他的话的，但是，这时的朝廷并不愿意与曾氏兄弟的关系闹得太僵，于是在给他的廷寄中说，根据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没有贼库，这是事实。这样，朝廷算是给了曾氏兄弟一个体面的台阶。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获李秀成后，没有解京献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将李秀成杀了。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大哗，都说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难以招架的地步。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还向朝廷请示，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在朝廷“定夺”之后行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番之后，便将李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是当时各方面的共同意见，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又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将李秀成匆匆处死了呢?他给朝廷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必要解送到京师，陈玉成和石达开就是现成的例子。再者说，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担心他在途中绝食，或者逃跑，留下祸患，就与弟弟曾国荃再三商量，统一了意见，就地正法了。

　　曾国藩生怕这样的解释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进一步解释说，李秀成很得民心，党羽很多，威信很高，号召力很强，如果不迅速杀掉，则贻害无穷，所以就把他杀了。

　　真实的情况是曾国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师，李秀成的供词与自己连日来的奏折不符，这样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了。比如，曾国藩报捷说，破了金陵当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也不过三万多人，怎么来的十万?至于天京的“金库”，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这些情况，精明的曾国藩自然是不会把李秀成解送京师的了。

　　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什么谎话都敢编造。本来，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谕旨中明确命令他“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谕旨，而他就在当天把李秀成杀害了。过了半个月，他才慢腾腾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说，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谕旨，仔细算一下，臣应该在初六日就收到谕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了四日。谕旨是由安庆转递江宁的，不知道是何处驿站出了差错。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虽然也下令挨站严查，最终却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国藩有“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誉，透过这些美丽的光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