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辜鸿铭简介

　　辜汤生，字鸿铭，号立诚。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历史名人辜鸿铭简介，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

　　历史名人辜鸿铭简介：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着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九国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着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着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着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着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着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扞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蛮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理雅各曾经翻译过多部儒家经典。但是辜鸿铭认为理雅各的翻译并没有表达出儒学的精髓。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着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终于理解了这个老师，一直很清高的老师。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扞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与胡适的故事：

　　辜鸿铭和胡适可谓是最大的冤家对头了，辜鸿铭蔑视西学，而胡适却推崇西学。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多次交锋。在剧中也有双方对孔教的争论。

　　话说胡适1917年刚被聘为北大教授时，作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做了一次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结果下面也传来了一阵英文，意思是胡适先生的英语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而嘲讽胡适的也就是辜鸿铭，这便是两人的第一次冲突。之后就是各种冲突不断。

　　话说辜先生留着辫子，也是思想先进的北大的一道奇观，后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在众人都不敢剪辫的晚清时候，辜鸿铭首先剪掉了辫子，在众人剪掉辫子的现在，辜鸿铭却留起了辫子，之前是“立异以为高”，现在是“久假而不归”，后来辜鸿铭看到了此文，很是不满，并且威胁要状告胡适，不过事情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关于白话__丵命的问题，辜鸿铭在《反对中国文学革丵命》一文中又指名道姓的反驳胡适，他先将莎士比亚的诗用通俗英语写了一遍，再与原文比较，证明了用通俗英语来描述莎士比亚的诗歌之后诗意全无，之后他又写道：“任何一个不懂汉语的人，如果将我的白话英语和莎士比亚高雅的语言加以比较，他就会明白中国的文言和白话，或者像胡适博士以及他的归国留学生英语称之为的通俗汉语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认识到这种文学革丵命的极端愚蠢”，后来胡适回应了一文，大意是，通俗英语比莎士比亚的高雅英语更能为大众所接受，而中国之所以90%的人不识字是因为中国语言太难学(就是指的文言文太难学)，而辜鸿铭又回了一文，此文就几乎是在诡辩，大意是你们这群留学生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得感谢那90%的文盲，因为要是他们都识字，就要和你们这些人抢饭碗。不过虽然辜鸿铭千方百计的证明文言文不是所谓的死文学，但是最后的结局仍然是胡适的一方获胜，文言文也变得不再为书面语言。

　　对于宪政，胡适自然是宪政的忠实拥护者，而辜先生，自然就是忠实的反对者，辜鸿铭认为“简而言之，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的原因有二：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廉耻感：一种高度道德标准的民族;第二，中国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不是‘功利’，而是道德，一句话，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成文宪法，是因为他们拥有道德宪法”(出自其着的《宪政主义与中国》)

　　此外，在妇女解放，中西文化的辩论中，辜鸿铭和胡适也是冲突不断。后来辜鸿铭死后，胡适也多次写文提到他，对他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