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历史故事介绍(2)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逼贵阳，谷正伦只身经昆明飞香港，又转飞台湾。1950年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1953年11月，谷正伦因胃癌在台北去世。他临死时说：“余随总裁三十余年，蒙特达之知，不得反攻大陆，实死有遗憾。”蒋介石对他深深三鞠躬并赞其：“忠诚爱党”。

　　二弟谷正纲生于1902年，字叔常，1921年考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次年二月转入柏林大学哲学系，改攻政治经济。1924年加入国民党，次年于柏林大学毕业。1926年奉国民党中央之命转赴苏联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受训。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委员，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4年改任实业部常务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改任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主管社会工作。1938年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同年三月复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9年任行政院社会。同年六月以社会身份任陪都(重庆)救护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渝期间，日机狂轰滥炸重庆，他亲自担任空袭服务总队队长。日本投降后，兼任接收委员会副主任，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参加由何应钦代表蒋介石主持的受降典礼，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呈递投降书。

　　1948年，谷正纲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社会部长，1949年3月出任京沪杭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5月，解放军攻克上海，谷正纲随国民党军自舟山飞台湾高雄。1950年1月在台北转任内政，同年3月辞职应聘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1952年10月在国民党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任职至十三大后改任“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三弟谷正鼎生于1903年，字铭枢。早年入贵阳省立初级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任贵州学生联合会主席。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德国学生总会执行委员，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监委会主席，1925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兼等。1945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组织等职，1949年去台湾。1952年，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1974年11月，谷正鼎因病在台湾逝世。

　　著名的历史故事故事篇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守北平的29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132师师长赵登禹和他的老上级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的对日作战中，相继战死，壮烈殉国。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登禹身高1米9，勇猛异常，冯玉祥在《公祭征文启》中说他“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赵登禹率领的29军大刀队所向披靡，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还曾只身打死一只猛虎，被誉为“民国武松”。

　　赵登禹生于1899年5月16日，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人。13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后来精于拳术，善使大刀，能与十余人对阵，可举数百斤石磙。1914年16岁时，听曾在冯玉祥部当过兵的乡亲说，冯玉祥参加过辛亥革命，带兵纪律严明，不扰百姓，遂与同村少年结伴，千里步行去陕西投奔冯军。当时冯军兵额已满，赵登禹被安排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里当了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武功训练和文化学习。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即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操练时，一眼看中卓尔不凡的赵登禹。那时赵登禹已长成身高1.9米的大汉，脚蹬1尺2寸长的大鞋。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自己比试。赵登禹连胜三跤，吓得同伴们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了“马弁”，即警卫员。

　　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摆下了“鸿门宴”，要在酒席上擒拿当地匪首郭坚。不料尚未“摔杯为号”，伏兵竟挤倒了屏风，暴露了计谋。就在双方行将火并之际，赵登禹擒贼擒王，出手制服了郭坚。因下手迅猛，一下就拧断了郭坚的脖子。其膂力之大，技击之精，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时，郊外的德山有猛虎伤人。一次，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武松那样将猛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后，7月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以为纪念。

　　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布防，第三军团29军担任喜峰口至马兰峪方面的作战。3月10凌晨，以宋哲元为总指挥的29军的三十七师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赶到，赵登禹率队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们手提大刀，杀声震天，几处高地失而复得。

　　喜峰口位于河北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历史悠久。东汉末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后易名喜逢口。相传昔有人久戍不归，其父四处询问，千里来会，父子相逢于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葬于此处，因有此称。

　　3月12日凌晨开始，赵登禹、佟光泽两个旅分两路包抄敌营，拂晓前赵登禹到达日军特种兵宿营地，大刀队如神兵天降，痛歼睡梦中的日军。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

　　据《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记载，从3月9日至3月13日的喜峰口血战中，歼灭日军4000余人。以赵登禹为首的29军大刀队的神勇使得全国振奋，也震惊了日本，日本国内媒体惊呼“明治大帝练兵以来皇军名誉，均在喜峰口外被宋哲元剥削净尽也。”著名音乐家麦新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1937年8月，这首歌在上海浦东大厦首演，麦新亲自指挥。现场群情激奋，很快就在全国传唱开来，至今长唱不衰。

　　此役中，赵登禹腿部中弹，却未受重伤。原来，战前发饷时，一名士兵领到的银元中混有一枚假币，赵登禹即为他调换，并将假币随手放入裤袋。正是这枚假币挡住了子弹。事后，赵登禹还向那位士兵道谢。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132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

　　1935年8月，第29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29军奋起反击。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132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29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30多架飞机向29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30余人，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车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车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被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39岁，长子赵学武只有4岁，长女赵学芬才2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崇敬抗日英烈的北京龙泉寺老方丈，带领4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8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军政官员，于1946年7月28日烈士牺牲9周年之际，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大会，并在会前向社会各界征集诔文、挽联。冯玉祥等人发出的《赵登禹抗战殉职九周年公祭征文启》，在列举了赵登禹的抗日功绩后，又说他“平生多轶事，人方之姜维斗胆云”。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登禹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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