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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功勋人物事迹简介

时间: 金浪 功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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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功勋人物事迹简介

国家功勋人物事迹简介(篇1)

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样的事情,想达到什么样的道德境界,想实现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这就是一个人的理想。这种理想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具体体现。人拥有了理想和抱负,才会有具体的奋斗目标,才能调动自己的潜能、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袁隆平,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农科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是驰誉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1987年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教科文科学奖,11月2日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章”。

少年时的袁隆平,对大自然充满了热爱,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农艺师。从农学院毕业后,他开始了育种研究。

然而,使袁隆平铁下心来搞杂交水稻研究的却是1960-1962年中国连续3年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几乎是颗粒无收,无数的农民被活活饿死。袁隆平感到了一种深沉的责任感,他立下志愿: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农民多打粮,摆脱饥饿!

确定了志向之后,然后就是选择突破口。他最初拜倒于米丘林、李森科的门派之下,但是经过实验和思考后,他觉得他们的理论太空洞、太教条。于是,在一位老前辈的启发下,他开始对孟德尔的杂交优势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袁隆平下定决心,“改变方向,搞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在许多国家都在研究,但是均未能达到水稻杂交优势的目的。他认真地翻阅前人实验的各种记载,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思路:

第一步,找到雄性不育株,即母禾;

第二步,找到一种特殊水稻品种作父本,即保持系;用父本给母禾授粉,使其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特征,即不育系;

第三步,选择一个稻种与不育系杂交,使其后代恢复生育能力,叫恢复系。

三系配套,便可制种。

在目标确定后,袁隆平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

为了找到一株雄性不育株,他独自在田野里寻了半个月;为了寻找远缘品种,他与助手远上天涯海角,每天在野外奔走。得到了不育株,又需要授粉、浇水、观察,精心照料,忙碌半天有时只能获得几颗种子。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尝试了多个栽培稻品种的杂交实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1966-1976年期间,他虽然没有蹲“牛棚”,但是愚昧和嫉妒编制的厄运却他无法摆脱的。一次,他从家里返回学校,发现实验田里的秧苗一根不剩地被人拔走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他丝毫也不灰心,反而加强了他把实验搞好的愿望。

为了育种,中只在家中过了3个春节;然而最遗憾的是,父亲死前也没能和他见上一面。

天道酬勤,在其他农业研究机构和同志们的协助下,我国籼型杂交水稻终于研究成功!这一品种在短短的几年内,为国家增产粮食2120亿斤。它作为我国第一项出口技术转让给美国,比当地的良种增产37%;日本、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相继引进实验,增产都在20%以上。袁隆平成为人类绿色革命的使者。

袁隆平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在于他济世的朴素的思想,在这种朴素的思想支撑下,才有了他投身于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的志向,才有日后籼型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实现了为我国、为世界增产粮食的美好愿望。

国家功勋人物事迹简介(篇2)

一个绝密长达近30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越神秘,人们越想了解他。

今天,让我们走近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镁光灯下,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院士坐着轮椅,被缓缓推向主席台中央,接过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16年前的1999年,于敏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隐形”长达近30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对荣誉,于敏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黄沙百战穿金甲 功在当代壮国威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颗氢弹爆炸,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几千倍。

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决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于敏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积雪,应邀来到了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的办公室。

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

钱三强非常严肃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你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这次转身,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他的名字从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开心扉: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度过的,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印象。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研制氢弹工作。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突破氢弹原理,上级将黄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组中的30余人一起调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但迟迟未得要领。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作为参与会战的五十分之一,两鬓染霜的蔡少辉老人至今对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他回忆,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将军。

“别人从纸带里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识。”蔡少辉称赞于敏,总是能透过现象触及事物本质。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动地的“雷鸣”,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腾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蘑菇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

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然而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又是一个漂亮的反击。

审时度势预则立 魂系国防情更急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

1999年,《纽约时报》以3个版面刊出特稿:中国是凭本事还是间谍来突破核武发展?

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于敏指着报道中的一句话——“不用进行间谍活动,北京可能已经自力更生实现了自己弹头的小型化”对记者说,“这句话说对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定的方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话锋一转,“但我们不是‘可能’,是‘已经’实现了小型化。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

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但他分析,其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这好比百米赛跑,要将成绩在10秒基础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长时间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说,当时我国还处于爬坡期,进步潜力还很大。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

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老朋友邓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

几经反复,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

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热试验。

禁核试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缓过劲来要几年。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上世纪70年代,他敏锐感觉到,惯性约束聚变(ICF)不仅有可能用于解决能源问题,还可能用来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议下,我国ICF终于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863计划,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国家功勋人物事迹简介(篇3)

谈到他的这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老告诉我,如果说他的这一生有遗憾的话,那应该是两个,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所建树的人。但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并不后悔。

于敏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他说,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国家功勋人物事迹简介(篇4)

当今,农学院的老师只会“纸上谈兵”,学农的学生不会下田种地的情况并不罕见。很多冠以硕士、博士、教授、博导名头的学者,缺乏对常识、对社会、对国情的起码了解,满足于做一些外文翻译和文字堆砌工作,偏激固执,信口开河,做了很多对社会发展并无多少益处的“空头学问”。而袁隆平恰恰相反,他是田野里的科学家,田野就是他的实验室。“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句袁隆平的名言足以让很多埋在故纸堆里的“学问家”感到羞愧。实验室和电脑前的工作,袁隆平认为也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顶着太阳,趟着泥水,下田”。袁隆平告诫弟子:“书本里种不出超级稻,电脑里也敲不出超级稻,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袁隆平用他的行动说明,知识分子只有走出书斋,走进社会;走出书本,走进实践;走出自我,走进人民,才能在科学与生活的田野上大有作为。

袁隆平不是因循守旧、盲从的科学家。在强调自主创新的今天,中国科学界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盲目跟风、盗版抄袭、低水平重复成为中国科学界整体上缺乏创造性成果的硬伤所在。袁隆平曾说,硬要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其中的“第一秘诀”就是不囿于现存结论的创新思维。在袁隆平所处的年代,水稻方面的鸿儒大家有很多,但他们不敢也无法突破前人,最终没有产生什么创新性成果。而袁隆平作为一名普通中专教师,却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的“金科玉律”提出质疑,根据实践提出了相反的设想,开始了独辟蹊径的研究。“不迷信,不迷信书本,科学研究要敢于质疑,勇于创新”,袁隆平认为这是一名科学家的重要素质。鼓励科学家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特别要让年轻人勇于实践、敢于超越,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科技创新努力的方向之一。

当今学界,浮躁、浮夸之风盛行,门派成见根深蒂固,为了评职称、快出名,不少人甚至不惜剽窃,一些单位仍然论资排辈盛行。这些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理论的创新以及中国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而袁隆平是中国科学界一个难得的帅才,他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用自己的火炬点燃了一片火炬。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形成了一支高质量的杂交水稻的人才梯队。上世纪,他曾把自己发现的野生稻资料无私地提供给各地的科研机构,从而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研究。他还把政府拨给的数千万元资金奉献出来,组织起全国的协作单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袁隆平的学生邓华凤根据老师的思路,历经两年使两系法杂交水稻的设想变成现实。报奖时,邓华凤想在名单上把袁隆平排在第一的位置,袁隆平却坚称,不排第一、不排名,他本人不参与评奖,充分表现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广阔胸怀。

发掘和弘扬袁隆平的精神价值,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位科研工作者、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该以袁隆平为榜样,耐住寂寞,集中精神,在自主创新的征途上奋力向前!

国家功勋人物事迹简介(篇5)

袁隆平之所以取得成功,归根结底的原因只有一个——袁隆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勤劳、坚韧、仁爱

袁隆平的成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用电脑算出来的。那是长年累月,蹲在田间地头一点一点摸索总结出来的。现在搞学术的人难出成果,常自抱怨,可是有多少人有袁隆平那样的勤劳辛苦精神呢?在如飞的社会节奏里,许多人早已经变得浮躁,又怎么能获得真正的成果呢?

袁隆平够坚韧,一次次的失败,也没能阻止他最后获得成功。他的坚韧体现在以苦为乐,逆境中也常开玩笑;他的坚韧体现在痴心不改,数十年如一日只想着杂交水稻;他的坚韧体现在我行我素,就算是没有国家和别人的支持,他也要将杂交进行到底。支持他如此坚韧的,是他心中“为民谋食”的仁爱精神。

袁隆平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正是中华文化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精神。这是人类社会最广大最深厚的仁爱精神,远比什么虚伪的上帝来得真实。正是这种“爱人如爱我”的仁爱精神,帮助袁隆平战胜数不清的困难,最后获得成功,为人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因为他的成果,世界上可以多活一亿人。这种精神,是推崇天下为公的中国人所独有的。这种精神,放在自私社会里是行不通的——现在为什么不出袁隆平?

电影《袁隆平》里,袁隆平因为在课堂上推崇孟德尔和苏格拉底,否定了米秋林和李本森,遭到了领导的批判。原因当然是“否定社会主义科学,提倡资产阶级学术”之类的。这就太令人鄙视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阶级之分,不管谁的成果,只要是为人类造福,为何不可拿来我用?

袁隆平代表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他的使命已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如何参与重建中华民族精神,使我们的国人,人人都可以成为袁隆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我们新时代青少年要开始努力了,为了祖先的光荣,为了国人的幸福,我们需要为重振中华精神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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